數月前參加親戚的婚宴，新娘子是印度族裔，親友都為新郎獲得太太帶來的豐厚妝奩而高興。新娘的一位好友在席上解釋，印度國民保守，男權高漲，女性地位低微，父母為了保障女兒出嫁後的生活，都給予她們豐厚的妝奩，以備不時之需。可是，很多無良丈夫強佔妝奩，並欺負她們，以致近年來不少有學識的印裔女子，寧願離鄉別井作過埠新娘。
最近在網上看到一則啓事，一位女士自稱貌美且有型有格，配與年入五十萬美元或以上的男士先友後婚。美國某大銀行的一位行政總裁用投資的概念覆函該女士，表示自己年薪過五十萬，願意與她做朋友，從她的美貌與型格獲取高回報，但不會與她結婚，因為若干年後他可獲得的回報肯定會暴跌。最後他向她忠告，若果她現時能盡量充實自己，他日可換來的利益何止這數目。
我還記得以前一位女同事，因身材短小而被人看低，甚至被人捉弄，但她並不氣餒，決心利用工餘時間不斷進修，以期運用自己的才學來提升個人形象。經過數年的積極奮鬥，終考獲博士學位，轉到某大學任教，甚得學生愛戴，並覓得如意郎君共諧連理。婚後繼續作育英材，同時相夫教子，能幹非常。
女子攜同妝奩出嫁似乎是普世的現象，然而在不同時空卻有不同的意義。無論如何，我深信身為父母者，無不希望每一個女兒都能擁有屬於她自己、實用又永不「貶值」，甚至可以傳給下一代的妝奩。
（本文轉載自明報副刋「明坊」內的專欄【無心的約會】）
2011年11月16日星期三
豐盛人生
日前遇到兩位久別的朋友，相談甚歡，然而他們所述的際遇卻觸發起我一些感想。甲君移居加國有頗長的日子，經過一番努力後，終於安定下來，現從事入息不錯的資信科技工作，但他時常說：『我的工作前景不甚明朗，所以只是「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鐘」，別無奢望。』他閒來與「麻雀」或游魚為伴，生活頗為寫意。
乙君自千禧年代初定居本市後，一直從事社會服務工作，雖然工作相當穩定，但前景卻很難預料，為確保日後生活安定，在工餘時間私下提供收費的輔導服務，近年更開辦語文教育中心，經過辛勤耕耘後，業績漸趨美好。
上述兩人都在異地安居立業，且他們的努力可換來安定的生活，但是兩人對不明朗前景的態度卻截然不同。記得一位哲學家曾說過，人們都是不由自主地來到這世上，然而他們卻有權選擇自己的人生目標和邁進人生大道的態度。有人安於逸樂，渾噩地過一生；有人卻不滿現實，為自己的理想不斷掙扎。
無論怎樣，既然我們選擇此地來重建家園，是否應該趁這機會盡力充實我們的新生活，在生活奮鬥之餘，不妨為自己、下一代、和社區做點有意義的事情。這樣不獨可以豐盛自己的人生，還可以為下一代樹立好榜樣，而更重要的，就是我們每個人的一小點燭光，可以匯集成遠照千里的明燈，惠澤整個社會，甚致延綿數代。
（本文轉載自明報副刋「明坊」內的專欄【無心的約會】）
乙君自千禧年代初定居本市後，一直從事社會服務工作，雖然工作相當穩定，但前景卻很難預料，為確保日後生活安定，在工餘時間私下提供收費的輔導服務，近年更開辦語文教育中心，經過辛勤耕耘後，業績漸趨美好。
上述兩人都在異地安居立業，且他們的努力可換來安定的生活，但是兩人對不明朗前景的態度卻截然不同。記得一位哲學家曾說過，人們都是不由自主地來到這世上，然而他們卻有權選擇自己的人生目標和邁進人生大道的態度。有人安於逸樂，渾噩地過一生；有人卻不滿現實，為自己的理想不斷掙扎。
無論怎樣，既然我們選擇此地來重建家園，是否應該趁這機會盡力充實我們的新生活，在生活奮鬥之餘，不妨為自己、下一代、和社區做點有意義的事情。這樣不獨可以豐盛自己的人生，還可以為下一代樹立好榜樣，而更重要的，就是我們每個人的一小點燭光，可以匯集成遠照千里的明燈，惠澤整個社會，甚致延綿數代。
（本文轉載自明報副刋「明坊」內的專欄【無心的約會】）
2011年10月30日星期日
為何選民思變卻不求變
加國安大略省省選已經塵埃落定，然而結果卻出人意表，麥堅廸領導的自由黨在劣勢下再度當選，以五十三個席位籌組少數政府。
本來以胡達克為首的保守黨所得的支持率，由本年初至八月底一直大幅度領先自由黨，很多評論人、甚至不少自由黨的黨員都以為安省省民已厭棄麥堅廸政府，有意更換新政府來治理安省。
豈料九月初省選活動開始不久，形勢有所轉變，自由黨獲得的支持率漸漸上升，而保守黨卻呈現微降，兩黨黨魁的民望亦較前拉近。時至九月杪，三黨領袖在電視辯論後，選情趨於緊張，自由黨所得的支持率繼續上升，與保守黨糾纏成拉鋸局面，這情況反映出安省選民的意向仍然分歧，未有明確的決定。不過，在省選前幾天卻出現戲劇性的逆轉，多項民調結果顯示，自由黨獲選民的支持度遠超於保守黨 （38%–41% 對30%–33%），可有達成多數政府之勢。
為什麽很多安省選民長期思變、但到關鍵的時刻卻不尋求改變呢？這顯然是由於兩黨領袖的不同表現所致。
麥堅廸政府在上一屆連任期間，多次施政失誤，包括「協調銷售稅」（HST）、「綠色能源法案」、及「電子健康計劃」等，使民怨載道，民心盡失，讓新任保守黨黨領的胡達克趁勢冒出頭來，民望節節上升，可是，後者在競選期間未能把握時機嬴取大多數選民的支持。
首先、胡達克錯誤提出公投式（referendum）的議題讓選民抉擇，例如：「你是否支持抑或反對自由黨黨領麥堅廸？」和「你贊成抑或反對HST？」，但他卻沒有明顯表示自己是更佳的執政領袖，又沒有提出比HST更好的措施，這樣，教選民如何會選擇他為下一屆省長。
其次、他錯用前聯邦自由黨黨領葉禮庭在年初聯邦大選時採取的策略，只顧不斷攻擊執政黨的施政錯失或不妥善之處，而甚少闡明自己的具體政見和有效政策，這種反對黨慣用的「政策攻擊者」姿態依然不改，豈能建立執政黨的「政策釐定者」形象。
最後、 他不瞭解民情，又錯誤解讀選民的意見，未經深思熟慮便貿然提出反對外來勞工的論調，引起誹議，觸犯眾怒，以致聲望受挫，雖然事後急謀對策，亦無補於事。
反過來說，自由黨黨魁麥堅廸一向給人的印象，是一位頗有政治遠見而勇於創新的領袖（moderate reformist）。在安省的幾位黨魁中，他表現出最有深度和最富經驗，被安省選民視為最適合擔當省長的政治人物，這可在省選前數天的民調結果略見一斑，當時麥堅迪的民望傲視同儕，以37%領先胡達克（27%）和霍沃斯（25%）。
麥堅廸在競選期間的表現與胡達克截然不同，首先、在競選議題方面，他强調省選是選舉，不是公投，選民須於候選人中選出他們心目中的合適人選，籌組下一任省府，因此，切勿把他跟全能的人物較量，只可以將他與他的對手作比較。
同時，他除了攻擊競選對手的弱點外，還技巧地顯示他過去施政成功的地方，例如試驗幼稚園全日制、計劃縮短醫院輪候時間、穩定電力供應、保持勞工和平（不罷工）、及妥善處理經濟下滑等措施，讓選民見到執政自由黨優勝於在野保守黨的地方。
此外，他深知選民極度關注經濟與就業問題，當安省的經濟剛開始好轉時，他趁機炫耀自己過去在這方面的施政表現，尤其是盡力挽救安省汽車業的決定，更藉此自謂能準確預測未來經濟的走勢。
綜合來說，雖然很多選民否定麥堅廸政府過去的政績而主張更換政府，但由於胡達克在競選時表現差勁，他領導的影子內閣又欠缺執政經驗，所以對他們缺乏信心。另一方面，省選前幾天的民調結果顯示，接近四成的選民稱許麥堅廸政府過去的政績，而且超過一半的選民認為近期安省的發展方向正確，因此支持他們連任。在這經濟依然低迷的時候，為確保安省能夠穩定步出谷底，選民寧願選擇有執政經驗與政治遠見的麥堅廸團隊繼續為安省服務。
本來以胡達克為首的保守黨所得的支持率，由本年初至八月底一直大幅度領先自由黨，很多評論人、甚至不少自由黨的黨員都以為安省省民已厭棄麥堅廸政府，有意更換新政府來治理安省。
豈料九月初省選活動開始不久，形勢有所轉變，自由黨獲得的支持率漸漸上升，而保守黨卻呈現微降，兩黨黨魁的民望亦較前拉近。時至九月杪，三黨領袖在電視辯論後，選情趨於緊張，自由黨所得的支持率繼續上升，與保守黨糾纏成拉鋸局面，這情況反映出安省選民的意向仍然分歧，未有明確的決定。不過，在省選前幾天卻出現戲劇性的逆轉，多項民調結果顯示，自由黨獲選民的支持度遠超於保守黨 （38%–41% 對30%–33%），可有達成多數政府之勢。
為什麽很多安省選民長期思變、但到關鍵的時刻卻不尋求改變呢？這顯然是由於兩黨領袖的不同表現所致。
麥堅廸政府在上一屆連任期間，多次施政失誤，包括「協調銷售稅」（HST）、「綠色能源法案」、及「電子健康計劃」等，使民怨載道，民心盡失，讓新任保守黨黨領的胡達克趁勢冒出頭來，民望節節上升，可是，後者在競選期間未能把握時機嬴取大多數選民的支持。
首先、胡達克錯誤提出公投式（referendum）的議題讓選民抉擇，例如：「你是否支持抑或反對自由黨黨領麥堅廸？」和「你贊成抑或反對HST？」，但他卻沒有明顯表示自己是更佳的執政領袖，又沒有提出比HST更好的措施，這樣，教選民如何會選擇他為下一屆省長。
其次、他錯用前聯邦自由黨黨領葉禮庭在年初聯邦大選時採取的策略，只顧不斷攻擊執政黨的施政錯失或不妥善之處，而甚少闡明自己的具體政見和有效政策，這種反對黨慣用的「政策攻擊者」姿態依然不改，豈能建立執政黨的「政策釐定者」形象。
最後、 他不瞭解民情，又錯誤解讀選民的意見，未經深思熟慮便貿然提出反對外來勞工的論調，引起誹議，觸犯眾怒，以致聲望受挫，雖然事後急謀對策，亦無補於事。
反過來說，自由黨黨魁麥堅廸一向給人的印象，是一位頗有政治遠見而勇於創新的領袖（moderate reformist）。在安省的幾位黨魁中，他表現出最有深度和最富經驗，被安省選民視為最適合擔當省長的政治人物，這可在省選前數天的民調結果略見一斑，當時麥堅迪的民望傲視同儕，以37%領先胡達克（27%）和霍沃斯（25%）。
麥堅廸在競選期間的表現與胡達克截然不同，首先、在競選議題方面，他强調省選是選舉，不是公投，選民須於候選人中選出他們心目中的合適人選，籌組下一任省府，因此，切勿把他跟全能的人物較量，只可以將他與他的對手作比較。
同時，他除了攻擊競選對手的弱點外，還技巧地顯示他過去施政成功的地方，例如試驗幼稚園全日制、計劃縮短醫院輪候時間、穩定電力供應、保持勞工和平（不罷工）、及妥善處理經濟下滑等措施，讓選民見到執政自由黨優勝於在野保守黨的地方。
此外，他深知選民極度關注經濟與就業問題，當安省的經濟剛開始好轉時，他趁機炫耀自己過去在這方面的施政表現，尤其是盡力挽救安省汽車業的決定，更藉此自謂能準確預測未來經濟的走勢。
綜合來說，雖然很多選民否定麥堅廸政府過去的政績而主張更換政府，但由於胡達克在競選時表現差勁，他領導的影子內閣又欠缺執政經驗，所以對他們缺乏信心。另一方面，省選前幾天的民調結果顯示，接近四成的選民稱許麥堅廸政府過去的政績，而且超過一半的選民認為近期安省的發展方向正確，因此支持他們連任。在這經濟依然低迷的時候，為確保安省能夠穩定步出谷底，選民寧願選擇有執政經驗與政治遠見的麥堅廸團隊繼續為安省服務。
2011年10月17日星期一
安省省選民調 – 誰最準確
十月六日，加國安大略省省選當晚，在點算結果初期，筆者接受某中文電臺訪問時，斷言麥堅迪帶領的自由黨會以「少數政府」（minority government）姿態當選。到點算後期，自由黨獲得席位遠超於保守黨，可有達成「大多數政府」（majority government）的趨勢，節目主持人質疑筆者較早前的推斷，筆者卻依然充滿信心地維持己見。
翌日公佈的結果顯示，自由黨獲得五十三席，未過所有席位的半數，只能籌組「少數政府」。筆者能準確地預測安省省選結果，並非擁有神機妙算，只是依據有關的選前民意調查（polling）結果和當晚點算結果的走勢，憑個人對這些數據的理解和分析來推斷。
由九月三十日至十月四日，先後有六間民調公司進行安省省選的民意調查，然而發表的結果紛紜，莫衷一是。其中一間公司的報告沒有透露詳細研究方法，所以無法確定其民調結果的可靠性。
另外兩間公司採用非隨機（non-probability）的「定額抽樣」（quota sampling）方法來組成一大羣被訪人（panel），然後從中隨機抽出實際的受訪者，進行網上調查（online polling）。雖然這兩項民調的樣本頗大（分別為1,001及2,223），而且上下誤差頗小（分別為3.1%及2.1%），但由於採用非隨機抽樣方法，樣本可反映全體選民意向的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偏低，而受訪者亦局限於網絡使用者，犯上「選取偏差」（selection bias）的毛病，因此，所得結果的可靠性備受質疑。事實上，上述其中一間公司的民調結果便出現保守黨以三個百分點領先自由黨的錯誤。
此外，採用隨機方法抽樣的有三間公司，其中兩間運用「互動聲頻回應」（interactive voice response）技術，以電腦打電話給受訪者進行調查，樣本大小和上下誤差跟上述兩間公司的民調相若，分別為1,034；3.1%及2,081；2.2%。根據這兩間公司的民調報告，自由黨以37%及39%的支持率，領先保守黨和新民主黨。可是，它們運用的「互動聲頻回應」技術對認辨合適受訪者，不若「真人」以電話訪問般有效，因而影響所得資料的準確性；而且，該技術不宜向受訪者發出眾多問題，以致欠缺資料作深入分析。
採用隨機方法抽樣的另一間公司以訪問員打電話進行調查，並於所得資料的個別變項適量地加權（weighting），提高樣本切實反映選民意向的代表性。該民調的樣本大小和上下誤差與上述的民調很接近，分別為1,020及3.1%，然而卻搜集得較多有用的資料，並可準確地反映出選民的意向。該民調的結果顯示，自由黨於省選前三天的支持率為41%，拋離保守黨十個百分點，如果一切因素不變，麥堅廸的團隊將可組成「大多數的少數政府」（major minority government），這個推斷與官方在省選後公佈的結果非常吻合。
總括而言，民意調查的準確程度是決定於樣本的代表性、訪問方法的效力（effectiveness）、及所得資料的質與量。此外，還有一個不可缺少的要素，是民意調查負責人（pollster）對民調結果的理解與分析能力。
翌日公佈的結果顯示，自由黨獲得五十三席，未過所有席位的半數，只能籌組「少數政府」。筆者能準確地預測安省省選結果，並非擁有神機妙算，只是依據有關的選前民意調查（polling）結果和當晚點算結果的走勢，憑個人對這些數據的理解和分析來推斷。
由九月三十日至十月四日，先後有六間民調公司進行安省省選的民意調查，然而發表的結果紛紜，莫衷一是。其中一間公司的報告沒有透露詳細研究方法，所以無法確定其民調結果的可靠性。
另外兩間公司採用非隨機（non-probability）的「定額抽樣」（quota sampling）方法來組成一大羣被訪人（panel），然後從中隨機抽出實際的受訪者，進行網上調查（online polling）。雖然這兩項民調的樣本頗大（分別為1,001及2,223），而且上下誤差頗小（分別為3.1%及2.1%），但由於採用非隨機抽樣方法，樣本可反映全體選民意向的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偏低，而受訪者亦局限於網絡使用者，犯上「選取偏差」（selection bias）的毛病，因此，所得結果的可靠性備受質疑。事實上，上述其中一間公司的民調結果便出現保守黨以三個百分點領先自由黨的錯誤。
此外，採用隨機方法抽樣的有三間公司，其中兩間運用「互動聲頻回應」（interactive voice response）技術，以電腦打電話給受訪者進行調查，樣本大小和上下誤差跟上述兩間公司的民調相若，分別為1,034；3.1%及2,081；2.2%。根據這兩間公司的民調報告，自由黨以37%及39%的支持率，領先保守黨和新民主黨。可是，它們運用的「互動聲頻回應」技術對認辨合適受訪者，不若「真人」以電話訪問般有效，因而影響所得資料的準確性；而且，該技術不宜向受訪者發出眾多問題，以致欠缺資料作深入分析。
採用隨機方法抽樣的另一間公司以訪問員打電話進行調查，並於所得資料的個別變項適量地加權（weighting），提高樣本切實反映選民意向的代表性。該民調的樣本大小和上下誤差與上述的民調很接近，分別為1,020及3.1%，然而卻搜集得較多有用的資料，並可準確地反映出選民的意向。該民調的結果顯示，自由黨於省選前三天的支持率為41%，拋離保守黨十個百分點，如果一切因素不變，麥堅廸的團隊將可組成「大多數的少數政府」（major minority government），這個推斷與官方在省選後公佈的結果非常吻合。
總括而言，民意調查的準確程度是決定於樣本的代表性、訪問方法的效力（effectiveness）、及所得資料的質與量。此外，還有一個不可缺少的要素，是民意調查負責人（pollster）對民調結果的理解與分析能力。
2011年9月29日星期四
學生成材的決定因素
根據一個社會學的經典理論，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會直接間接影響子女的學業甚致前途。具體來說，那些在高收入家庭長大的子女，由於自小受擁有大學學位的父母的教導與熏陶，進升大學的意向和能力往往比那些在低收入家庭長大的子女強，完成學業的機率亦較高，因而在勞工市場上佔有較優的位置。
不過，最近一項加國研究的結果顯示，差不多一半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早於踏足高中前已立志進升大專學府，由此推斷，中學生進修高等教育的意向不是完全受家庭經濟的影響。負責該項研究的費里教授（Professor Ross Finnie）指出，中學生會否繼續升學不是個純經濟問題，也是一個社會性的（social）問題，因為每個有志進升大專院校的學生都是受父母或其族裔文化的影響才有此決定。然而，不是每個學生都得到這些熏陶，所以費里教授建議教育決策者須及早向學生提供全面性的升學就業資料，協助他們盡快作適當的選擇，並鼓勵他們繼續升學。
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質素與問責辦事處」（EQAO）去年的研究亦發現類同的現象，全省第三、六、及九班學能測驗成績的優劣，不是完全決定於校區內居民的學歷與收入。資料顯示，很多平均收入低的校區的測驗成績並不遜於收入高的校區，甚致有些位於低收入校區的學校成績超越鄰近高收入校區的學校。
上述的研究結果可以借用一間新近成立的非洲族裔學校（Africentric school）的發展作引證。大體來說，居於安省大多倫多市的非洲裔移民的平均收入比其他族裔低，他們子女的學業成績亦比一般學生差，退學率更是全市學生之冠。為改善這情況，該市教育局接納非洲族裔社羣的建議，於兩年前試辦一所專為非洲裔學齡兒童而設的學校。過去兩年來該校的學生人數不斷增加，而去年的學能測驗成績更出人意料，遠高於全省總平均。
基於這個令人鼓舞的事例，安省尼亞拉加區一間位於低收入校區的公立學校，最近決定步上述非洲族裔學校的後塵，設法打破學生家庭背景引致的局限，為當地學界創造佳績。資料顯示，該校區只有五分一的成年居民受過高等教育，平均家庭收入偏低，然而全省成年居民卻有三分一以上擁有大學學位，平均家庭收入亦較高。該校希望透過老師和家長的共同努力和修改現有的教導方法，加强校內的學習風氣，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進而增高學生晋升大學的比例。
此外，美國一些研究發現，每當暑假過後新學年開始的初期，高收入家庭的學生的平均進度和成績比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好，直至新學年的下學期，他們之間的差距才續漸收窄。若然一切客觀因素不變，周而復始，這差距可能永不消失，甚致會愈來愈大。這種情況主要是由學生家長收入的差異所致，因為在悠長的暑假期間，高收入家長可以為子女安排益智的假期活動，讓子女保持肢體和心智運動，並繼續學習新知識；相反來說，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未必可得到這些安排，因而缺乏持續學習的機會，形成此消彼長的現象。
為了給年輕學生提供一個持續學習的環境，使他們經常保持良好的學習狀態，讓他們不間斷地吸收新知識，及養成終身學習的態度，一些美國的學校進行試驗計劃，取消現時學制的悠長暑假，將全年的假期（包括暑假）平均分配在適當的期間，讓學生全年上課。在這新制度下，不論家長的學歷與收入，所有學生都有均等學習機會，長期在同一的環境和氣氛下，受教於同一羣老師，修讀同一的課程，並温習相同的功課。試驗結果顯示，學生整體的成績和態度有實質的進步，身心健康也有改善，而且，這些現象並不因學生的家庭背景而出現顯著的差別。
美國一羣學者指出，社會上很多不平等的現象是與生俱來，例如種族、膚色、及性別等，我們不能改變，只可以順應。但另一些不平等的現象例如社會和經濟地位是人為的，卻可以透過社會政策來調節。這羣學者認為，要消除或減少這些人為的不平等現象，最公平和有效的方法就是從教育着手，讓每個公民自小有均等的學習機會，培養出靈活的思考能力和實用的知識與技能，他們便可以憑個人的努力爭取應得的報酬和社會地位。上述美國的新試驗全年上課的學制，顯然是基於這羣學者的理念，盡量減低學生受個人能力以外的因素所影響，使他們在均等的情況下，接受相同的教育，一齊成長。
由上述的討論看來，家庭背景對學生成材很有幫助，但肯定不是成材的決定因素。高入息家長的學識、經驗、和社會地位，可為子女營造一個有利的學習環境，是低入息家庭子女所缺乏的。但是，在現今社會的制度下，家庭的「非正式教育功能」（informal education function）只能扮演輔助的角色，「正式教育機構」（formal education institution）如各大、中、小學才是培育人才的主角。然而，上述的事例和研究結果顯示，這些機構須有崇高而積極的教育理念、完善的學制、齊備的設施、優良的師資、及以學生為本的靈活教學方法，才可發揮作育英材的最高效能。不過，學校為學生提供的一切只是成材的「必須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學生本人的志向、努力、和毅力才是成材的「決定因素」（determining factor）。
不過，最近一項加國研究的結果顯示，差不多一半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早於踏足高中前已立志進升大專學府，由此推斷，中學生進修高等教育的意向不是完全受家庭經濟的影響。負責該項研究的費里教授（Professor Ross Finnie）指出，中學生會否繼續升學不是個純經濟問題，也是一個社會性的（social）問題，因為每個有志進升大專院校的學生都是受父母或其族裔文化的影響才有此決定。然而，不是每個學生都得到這些熏陶，所以費里教授建議教育決策者須及早向學生提供全面性的升學就業資料，協助他們盡快作適當的選擇，並鼓勵他們繼續升學。
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質素與問責辦事處」（EQAO）去年的研究亦發現類同的現象，全省第三、六、及九班學能測驗成績的優劣，不是完全決定於校區內居民的學歷與收入。資料顯示，很多平均收入低的校區的測驗成績並不遜於收入高的校區，甚致有些位於低收入校區的學校成績超越鄰近高收入校區的學校。
上述的研究結果可以借用一間新近成立的非洲族裔學校（Africentric school）的發展作引證。大體來說，居於安省大多倫多市的非洲裔移民的平均收入比其他族裔低，他們子女的學業成績亦比一般學生差，退學率更是全市學生之冠。為改善這情況，該市教育局接納非洲族裔社羣的建議，於兩年前試辦一所專為非洲裔學齡兒童而設的學校。過去兩年來該校的學生人數不斷增加，而去年的學能測驗成績更出人意料，遠高於全省總平均。
基於這個令人鼓舞的事例，安省尼亞拉加區一間位於低收入校區的公立學校，最近決定步上述非洲族裔學校的後塵，設法打破學生家庭背景引致的局限，為當地學界創造佳績。資料顯示，該校區只有五分一的成年居民受過高等教育，平均家庭收入偏低，然而全省成年居民卻有三分一以上擁有大學學位，平均家庭收入亦較高。該校希望透過老師和家長的共同努力和修改現有的教導方法，加强校內的學習風氣，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進而增高學生晋升大學的比例。
此外，美國一些研究發現，每當暑假過後新學年開始的初期，高收入家庭的學生的平均進度和成績比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好，直至新學年的下學期，他們之間的差距才續漸收窄。若然一切客觀因素不變，周而復始，這差距可能永不消失，甚致會愈來愈大。這種情況主要是由學生家長收入的差異所致，因為在悠長的暑假期間，高收入家長可以為子女安排益智的假期活動，讓子女保持肢體和心智運動，並繼續學習新知識；相反來說，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未必可得到這些安排，因而缺乏持續學習的機會，形成此消彼長的現象。
為了給年輕學生提供一個持續學習的環境，使他們經常保持良好的學習狀態，讓他們不間斷地吸收新知識，及養成終身學習的態度，一些美國的學校進行試驗計劃，取消現時學制的悠長暑假，將全年的假期（包括暑假）平均分配在適當的期間，讓學生全年上課。在這新制度下，不論家長的學歷與收入，所有學生都有均等學習機會，長期在同一的環境和氣氛下，受教於同一羣老師，修讀同一的課程，並温習相同的功課。試驗結果顯示，學生整體的成績和態度有實質的進步，身心健康也有改善，而且，這些現象並不因學生的家庭背景而出現顯著的差別。
美國一羣學者指出，社會上很多不平等的現象是與生俱來，例如種族、膚色、及性別等，我們不能改變，只可以順應。但另一些不平等的現象例如社會和經濟地位是人為的，卻可以透過社會政策來調節。這羣學者認為，要消除或減少這些人為的不平等現象，最公平和有效的方法就是從教育着手，讓每個公民自小有均等的學習機會，培養出靈活的思考能力和實用的知識與技能，他們便可以憑個人的努力爭取應得的報酬和社會地位。上述美國的新試驗全年上課的學制，顯然是基於這羣學者的理念，盡量減低學生受個人能力以外的因素所影響，使他們在均等的情況下，接受相同的教育，一齊成長。
由上述的討論看來，家庭背景對學生成材很有幫助，但肯定不是成材的決定因素。高入息家長的學識、經驗、和社會地位，可為子女營造一個有利的學習環境，是低入息家庭子女所缺乏的。但是，在現今社會的制度下，家庭的「非正式教育功能」（informal education function）只能扮演輔助的角色，「正式教育機構」（formal education institution）如各大、中、小學才是培育人才的主角。然而，上述的事例和研究結果顯示，這些機構須有崇高而積極的教育理念、完善的學制、齊備的設施、優良的師資、及以學生為本的靈活教學方法，才可發揮作育英材的最高效能。不過，學校為學生提供的一切只是成材的「必須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學生本人的志向、努力、和毅力才是成材的「決定因素」（determining factor）。
2011年8月20日星期六
名校不是靈丹妙藥
最近安省「教育質素與問責辦事處」（EQAO）發佈全省第三、六、及九班的學能測驗結果，引起社會人士的爭論，有學者贊成此舉，有教師和學校行政人員反對發放個別學校的成績，但家長卻認為他們有知情權。
不少亞裔新移民按上述的資料物色成績超卓的學校，然後搬到那些校區居住，以便子女就讀該區的「名校」，他們以為子女在這些學校念書，會被訓練成材，將來可以順利進升大學，自己亦可以減輕教導子女的責任，專心為建立新家園而努力。
另一方面，有些家長俟子女進入這些「名校」後，便返回原居地繼續發展自己的事業，留下配偶在加國獨力處理一切，形成新移民中的單親現象，直接間接影響子女的心理、適應能力、和學習態度。
其實，本地的教育制度與亞洲華人社會的不同，這兒的學校主張啓發式的教學方法，重視學生的自發性、獨立性、和創造性。雖然校方有一定的課程大綱，但教師會因學生的學習能力和興趣而施教。 因此，學生成績的優劣並不決定於學校的名氣，主要是由學生本身的質素和個人的努力而致。
所謂名校，並沒有配備靈丹妙藥，它們的設備和師資跟其他學校相若，不同者只是它們的優良傳統、態度認真的教師、良好的學習風氣、及積極參與校務的家長會。
若要子女成材，除了名校的教導和學生自己的努力外，還需要家長的鼓勵、善誘、及適當的學習環境和氣氛，才可效果益彰。
（本文題目原為「望子成材與名校」，轉載自明報副刋「明坊」內的專欄【無心的約會】）
2011年8月3日星期三
安老服務的新挑戰與新思維
人口壓力
加拿大立國歷史甚短，地廣人稀，然而近年來人口結構亦開始出現老化現象，至去年底，全國總人口為三千四百多萬，其中六十五歲或以上的人士佔百分之十四，而東部海洋省份的人口老化更為嚴重。根據加拿大統計局的推算，二十年後老年人士將增至總人口的百分之廿三，而八十歲或以上的高齡人數會增長更快。
這些急劇增加的老年人口，將對加國的安老服務造成巨大壓力。「加拿大健康資訊機構」（Canadian Institute for Health Information）在2008年研究報告指出，加國府政使用於六十五歲以下病人的健康服務（health care）費用平均每年每人為$1,700，然而用在八十五歲或以上的卻高於前者百分之廿四，即$2,100。
服務不足和誤用
一般來說，老年人士疾病複雜，且難於根治，所以需要專科醫生的治理，但加國的老年專科醫生（geriatrician）甚為缺乏，在全國七萬多位註冊醫生中，從事老年專科的只有三百人，不足半個百分點。此外，一種對臨終病人和他們的家人十分重要的善終服務（palliative service）也面臨醫生短缺的困難，以致只有三成有需要的病人和家人可獲得這種服務。另一方面，雖然加國的平均死亡率偏低，但估計於二十年後，死亡人數會由現時每年廿五萬增至四十三萬，增長率達百分之七十二，換言之，在未來的日子中，加國病人對善終服務的需求更為殷切。
加國於一九八零年代後期，才出現較為完整的安老服務體系，其中一個較明顯的例子是安大略省。安省政府一向沒有訂立安老服務的整體政策，至一九八六年發表第一份討論安老服務的文獻後，才開始醞釀修訂當時零碎的服務政策和模式。由一九九零至九三年杪，先後發表了一系列文獻，集中討論長期照顧服務（long-term care），銳意將當時的安老服務重心，從傳統的院舍照顧轉移到社區照顧（community care）之上，同時亦將「醫療取向」的服務模式改變為「綜合取向」。
可是，上述的政策因執政政府的更替和財政預算的修改而沒有貫切實行。雖然人口結構隨着時日的轉移而改變，但重視醫療服務和住院照顧的傳統體制依然存在，而綜合性的「一條龍」安老服務模式（continuum of care for the elderly）從沒有在社區出現過。
另一方面，由於長期照顧與社區照顧的服務和設施不足，很多虛弱的長者沒有適切的容身之所，只好滯留在普通醫院，佔用為急切治療（acute care）而設的病牀。根據「加拿大健康資訊機構」於2008年發表的的報告，大約七分之一的急切治療病牀是被一些沒有患嚴重疾病的長者佔用，引致資源浪廢；該機構的另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在2009年內，醫院的急切治療病牀被誤用或濫用的時間竟達一百七十萬日次。
服務新模式
為了應付老年人士對安老服務日益增加的需求、節省健康服務的開支、和照顧長者的繁多需要，有關人士提出一個服務新模式，建議將現有的長期照顧、社區照顧、及家居照顧等服務納入國家健康服務體系（national health care system）內，建立「綜合性服務輸送體系」（integrated system of care delivery），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全面而富彈性的服務，由一個部門統理有關營運的事務和整合的財政預算，而各區的個案經理（case manager）負責協調當地的服務，按個別服務使用者的需要和狀況的轉變，安排適切的服務給他們。
事實上，現時已有幾個大城市嘗試推行類似上述模式的服務計劃，例如西部省份卡格里市的Comprehensive Home Option of Integrated Care for the Elderly （CHOICE）、愛明頓市的Capital Care、及中部省份温尼泊市的Program of Integrated Managed-care of the Elderly（PRIME）。此外，安省咸美頓市內的兩間醫院把家居照顧、長期照顧、綜合延續照顧、康復、善終、及急切治療等服務集中於同一架構內，方便服務人員按年長病人的情況提供服務；西部卑斯省亦有雷同的計劃。另一方面，安省多倫多市的大學健康網絡（University Health Network）的幾間醫院與多倫多康復機構（Toronto Rehabilitation Institute）結成合作伙伴，充份運用雙方的人手與資源，以便賸出更多醫院病牀給需要急切治療的病人。
不少業內人士認為，上述新模式既可減輕醫院病牀和急症室的壓力，又可善用健康與相關服務的資源，而提高整體安老服務的成本效益。
結語
上述安老服務新模式的出現，可算是突破性的發展，而且採取了正確的路向。根據加、美兩國的一些研究結果，大部分留在社區生活的長者，都是健康良好而自顧能力頗高的，他們需要的不是急切性的醫療服務，而是長期性的健康和社區支援服務，以提高及維持他們的獨立生活能力，因此，揉合健康與社會服務而成的綜合模式，比單一性的醫療取向模式更能滿足長者的需要。
這個新模式能否節省健康服務的開支，仍有待進一步研究才可斷定。在美國經過二十多年的研究結果顯示，以社區為本的長期照顧服務，對長者的壽命與心理健康確實有很大裨益，但對降低成本卻沒有顯著的效果。無論如何，這是新的開始，以後仍須按長者的需要和客觀環境的轉變，而作出適當修訂，使加國安老服務能夠發揮最大功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考文獻
Howlett, K., “Cold facts sought on how winter affects elderly” in Globe and Mail, June 12, 2011.
_________, “As costs soar, Sunnybrook eyes merger with rehab centre” in Globe and Mail, June15, 2011.
_________, “Integrated care benefits seniors and government budgets” in Globe and Mail, July 13, 2011.
加拿大立國歷史甚短，地廣人稀，然而近年來人口結構亦開始出現老化現象，至去年底，全國總人口為三千四百多萬，其中六十五歲或以上的人士佔百分之十四，而東部海洋省份的人口老化更為嚴重。根據加拿大統計局的推算，二十年後老年人士將增至總人口的百分之廿三，而八十歲或以上的高齡人數會增長更快。
這些急劇增加的老年人口，將對加國的安老服務造成巨大壓力。「加拿大健康資訊機構」（Canadian Institute for Health Information）在2008年研究報告指出，加國府政使用於六十五歲以下病人的健康服務（health care）費用平均每年每人為$1,700，然而用在八十五歲或以上的卻高於前者百分之廿四，即$2,100。
服務不足和誤用
一般來說，老年人士疾病複雜，且難於根治，所以需要專科醫生的治理，但加國的老年專科醫生（geriatrician）甚為缺乏，在全國七萬多位註冊醫生中，從事老年專科的只有三百人，不足半個百分點。此外，一種對臨終病人和他們的家人十分重要的善終服務（palliative service）也面臨醫生短缺的困難，以致只有三成有需要的病人和家人可獲得這種服務。另一方面，雖然加國的平均死亡率偏低，但估計於二十年後，死亡人數會由現時每年廿五萬增至四十三萬，增長率達百分之七十二，換言之，在未來的日子中，加國病人對善終服務的需求更為殷切。
加國於一九八零年代後期，才出現較為完整的安老服務體系，其中一個較明顯的例子是安大略省。安省政府一向沒有訂立安老服務的整體政策，至一九八六年發表第一份討論安老服務的文獻後，才開始醞釀修訂當時零碎的服務政策和模式。由一九九零至九三年杪，先後發表了一系列文獻，集中討論長期照顧服務（long-term care），銳意將當時的安老服務重心，從傳統的院舍照顧轉移到社區照顧（community care）之上，同時亦將「醫療取向」的服務模式改變為「綜合取向」。
可是，上述的政策因執政政府的更替和財政預算的修改而沒有貫切實行。雖然人口結構隨着時日的轉移而改變，但重視醫療服務和住院照顧的傳統體制依然存在，而綜合性的「一條龍」安老服務模式（continuum of care for the elderly）從沒有在社區出現過。
另一方面，由於長期照顧與社區照顧的服務和設施不足，很多虛弱的長者沒有適切的容身之所，只好滯留在普通醫院，佔用為急切治療（acute care）而設的病牀。根據「加拿大健康資訊機構」於2008年發表的的報告，大約七分之一的急切治療病牀是被一些沒有患嚴重疾病的長者佔用，引致資源浪廢；該機構的另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在2009年內，醫院的急切治療病牀被誤用或濫用的時間竟達一百七十萬日次。
服務新模式
為了應付老年人士對安老服務日益增加的需求、節省健康服務的開支、和照顧長者的繁多需要，有關人士提出一個服務新模式，建議將現有的長期照顧、社區照顧、及家居照顧等服務納入國家健康服務體系（national health care system）內，建立「綜合性服務輸送體系」（integrated system of care delivery），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全面而富彈性的服務，由一個部門統理有關營運的事務和整合的財政預算，而各區的個案經理（case manager）負責協調當地的服務，按個別服務使用者的需要和狀況的轉變，安排適切的服務給他們。
事實上，現時已有幾個大城市嘗試推行類似上述模式的服務計劃，例如西部省份卡格里市的Comprehensive Home Option of Integrated Care for the Elderly （CHOICE）、愛明頓市的Capital Care、及中部省份温尼泊市的Program of Integrated Managed-care of the Elderly（PRIME）。此外，安省咸美頓市內的兩間醫院把家居照顧、長期照顧、綜合延續照顧、康復、善終、及急切治療等服務集中於同一架構內，方便服務人員按年長病人的情況提供服務；西部卑斯省亦有雷同的計劃。另一方面，安省多倫多市的大學健康網絡（University Health Network）的幾間醫院與多倫多康復機構（Toronto Rehabilitation Institute）結成合作伙伴，充份運用雙方的人手與資源，以便賸出更多醫院病牀給需要急切治療的病人。
不少業內人士認為，上述新模式既可減輕醫院病牀和急症室的壓力，又可善用健康與相關服務的資源，而提高整體安老服務的成本效益。
結語
上述安老服務新模式的出現，可算是突破性的發展，而且採取了正確的路向。根據加、美兩國的一些研究結果，大部分留在社區生活的長者，都是健康良好而自顧能力頗高的，他們需要的不是急切性的醫療服務，而是長期性的健康和社區支援服務，以提高及維持他們的獨立生活能力，因此，揉合健康與社會服務而成的綜合模式，比單一性的醫療取向模式更能滿足長者的需要。
這個新模式能否節省健康服務的開支，仍有待進一步研究才可斷定。在美國經過二十多年的研究結果顯示，以社區為本的長期照顧服務，對長者的壽命與心理健康確實有很大裨益，但對降低成本卻沒有顯著的效果。無論如何，這是新的開始，以後仍須按長者的需要和客觀環境的轉變，而作出適當修訂，使加國安老服務能夠發揮最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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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Howlett, K., “Cold facts sought on how winter affects elderly” in Globe and Mail, June 12, 2011.
_________, “As costs soar, Sunnybrook eyes merger with rehab centre” in Globe and Mail, June15, 2011.
_________, “Integrated care benefits seniors and government budgets” in Globe and Mail, July 13, 2011.
2011年7月2日星期六
回歸、快樂旅程、與淨土
最近去埃及旅遊，得悉一些有關該國對生死的態度與處理手法，覺得甚有意思。據導遊所說，古代帝王相信，去世後靈魂會離開軀體，穿過一度「隔世門」走到另一個境界去，但亦可隨時回來依附在生前的軀體內，與家人會面。時至今日，埃及人依然相信這種說法，所以經常到墓地拜祭、與先人歡聚、暢談、及分享用來祭祀的食物。他們不但不忌諱地談論死亡，而且很重視身後事，在世時很早便積極籌辦有關事宜， 以便身後有舒適地方與家人聚會。
曾看過一部講述一個「專業」美容師的電影，導演透過美容師的遭遇，道出日本人對離世者在入土前的儀容的重視。電影中的人物相信，人死後會踏上一個愉快的長途旅程到另一個世界去，親人為隆重其事，特意聘請美容師為「遠行者」淨身和修飾儀容，而且恭敬地在旁觀看。在整個過程中，親人沒有半點哀愁，反而為遠行者作好準備而感到欣慰。
年前修讀佛學導論，認識緣起論與三世論的道理，助我紓解一些生死問題的困惑。據佛法所言，因緣生滅是自然的現象，而生老病死乃人生必經的階段，所以毋須因生命終結而苦惱。只要在世時安於當下、修己及人、和行善積德，將來便可安然離去，早登彼岸到極樂的淨土去。
在變幻莫測的世事中，生與死是永恆不易的現象，不同民族或宗教對生死可有不同的看法，但上述的堅牢信念和積極態度是否值得我們參考呢？
（本文轉載自明報副刋「明坊」內的專欄【無心的約會】）
曾看過一部講述一個「專業」美容師的電影，導演透過美容師的遭遇，道出日本人對離世者在入土前的儀容的重視。電影中的人物相信，人死後會踏上一個愉快的長途旅程到另一個世界去，親人為隆重其事，特意聘請美容師為「遠行者」淨身和修飾儀容，而且恭敬地在旁觀看。在整個過程中，親人沒有半點哀愁，反而為遠行者作好準備而感到欣慰。
年前修讀佛學導論，認識緣起論與三世論的道理，助我紓解一些生死問題的困惑。據佛法所言，因緣生滅是自然的現象，而生老病死乃人生必經的階段，所以毋須因生命終結而苦惱。只要在世時安於當下、修己及人、和行善積德，將來便可安然離去，早登彼岸到極樂的淨土去。
在變幻莫測的世事中，生與死是永恆不易的現象，不同民族或宗教對生死可有不同的看法，但上述的堅牢信念和積極態度是否值得我們參考呢？
（本文轉載自明報副刋「明坊」內的專欄【無心的約會】）
2011年6月4日星期六
次文化差異會否影響社會服務的使用
導言
過去十餘年來，從中國大陸移居加國的華人不斷增加，成為近年來移民人數最多的族羣，然而，他們使用本地服務華人機構的社會服務，無論在類別和使用率方面，都遠遠低於來自香港的華人。為了滿足中國大陸移民的服務需要，這些機構須瞭解導致他們少用社會服務的原因，從而設計合適的服務。
有不少研究曾分析華裔移民使用社會服務的模式，但剖析來自中國大陸年長華裔居民的服務使用行為的研究非常缺乏，因此，筆者計劃進行一項研究，希望能夠搜集更多有關的資料。在設計這項研究前，筆者進行了初步探討，茲將探討的步驟和結果簡述如下。
探討方法
於本年三至四月間，筆者與七間本地服務華人的社會服務機構的代表深入面談，以了解他們任職機構的服務和年長華裔居民使用這些服務的情況。同時，為了明瞭來自中國大陸華裔居民對社會服務的看法及尋求社會服務的態度，筆者訪問了三位現居於加國的中國大陸移民。
深入面談分別在上述服務機構和被訪者的住所進行，每次面談時間約為一小時至九十分鐘。為確保資料記錄的準確性，筆者除了筆錄外，還在被訪者的同意下，用小型數碼錄音機記錄整個面談的內容。
由於深入面談所得的資料屬於描述性，所以筆者採用「內容解讀和分析」方法來分析。
探討結果
服務使用情況
上述機構為華裔長者提供的社會服務頗為廣泛，包括個案輔導、諮詢及轉介、教育性/資訊性講座、健康活動、興趣班、中心膳食、大型特別活動、日間中心、及家務助理等。各機構提供的服務不盡相同，但絕大多數都有舉辦講座、興趣班、及專為操普通話長者而設的小組活動，惟提供日間中心或家務助理服務的，分別只有三及一間機構。
在這些機構使用服務的華裔長者中，大部分說廣東話，操普通話的只佔小部分，其中四間只有百分之五至八，另外三間的百分率是四十至五十，總平均為百分之二十。換言之，來自中國大陸的長者的服務使用率大幅度低於來自香港的長者，這情況以收費較高的服務和活動尤為顯著，包括日間中心、家務助理、興趣班、及中心膳食等。相反而言，最受操普通話的年長居民歡迎的，是那些免費或亷價而實用的服務和自組活動。
影響服務使用的因素
影響操普通話長者使用社會服務的因素頗多，大致上可歸納為三類：次文化差異、個人障礙、及服務適切性。現分述如下。
次文化差異 ：
· 中國大陸沒有如香港、加拿大、或其他先進國家所提供的社會服務，所以來自中國大陸的居民對那些以不牟利形式提供社會服務的非政府組織十分陌生，因而對它們的服務產生懷疑，甚致缺乏信心。
· 基於上述的原因，原居於中國大陸的居民習慣自我解決困難，在必要時才會向親友求助，以致移居加國後，也沒有尋求社會服務的意識，或者意欲很低。
· 香港移民比中國大陸移民早來加國，對本地的社會服務較為熟識，漸漸成為服務華人機構的主要使用者，當遲來加國的大陸移民尋求社會服務時，會覺得到那些機構的環境與氣氛格格不入，缺乏親切感，使他們卻步。
· 可能由於他們過去的生活環境與現時差別很大，所以在加國使用社會服務時，都會懷着尋找「免費利益」或「亷價實惠」的心態，去物色他們所需要的服務或活動，跟本地「沒有免費午餐」和「利益與代價均等」的觀念大相逕庭。
個人障礙 ：
· 大部分來自中國大陸的年長居民不懂得駕駛汽車，又不諳英語，不便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所以很難前往社會服務機構尋求服務。
· 他們大多數是以家庭團聚形式來加國定居，主要收入來自子女，可運用的金錢有限，因而只能使用那些免費或低收費的服務或活動。
· 不少這些長者須照顧孫兒，或從事一些簡單工作來掙點零用錢，以致無暇到服務機構參加社交康樂活動或使用其他服務。
· 很多這些長者因居加日子短暫，而且不大願意學習新語言，所以廣東話不靈光。當他們到那些以廣東話為主要工作語言的社會服務機構尋找服務時，會遇到不少困難而降低使用服務的意欲。
服務適切性：
· 從八十年代後期開始，本地服務華人機構多以來自香港的移民為服務對象，很多工作人員本身也是香港移民，因而或多或少影響機構政策的釐定和服務的設計，例如社交康樂活動便採用香港社工慣用的模式。近十年來大量中國大陸移民湧入，不少服務華人機構因應作出改變，但仍有很多機構的服務未能滿足他們的需要或迎合他們的興趣。
· 這些機構的工作人員大部分是操廣東話的，雖然有些曾接受普通話訓練，但不少仍未能有效地與操普通話的服務使用者溝通，直接妨礙服務的輸送，間接減低服務使用率。
· 此外，很多來自香港的工作人員不甚熟識中國大陸的次文化，就算他們能操流利的普通話，也未必能有效地提供合適的服務，或者很難與服務使用者建立關係，使服務使用者卻步。
結論
以上論討的結果，提供了一個對來自中國大陸的年長居民使用社會服務的簡單描繪，亦有助筆者設計計劃中的研究。同時，服務華人機構可從這些結果得到一些啓示。
總括而言，在過去十餘年，來加定居的中國大陸老年人士不斷增加，然而他們對社會服務的使用率依然偏低，究其可能因素，除了他們的個人背景造成的屏障外，還有更重要的，是服務提供者與使用者之間的次文化差異。若要提升他們的服務使用率，首先，服務機構須修訂它們的服務政策，增加熟識中國大陸次文化又能操流利普通話的工作人員，提供切合他們需要或興趣的服務和活動。其次，透過他們熟識的資訊渠道與口碑，介紹、解釋、及推廣現有的服務和活動。另一方面，為了盡快適應新環境與新生活，這些潛在的服務使用者應接受新事物，盡量學習本地大眾常用的語言，及認識有用的社會資源和有效的求助門徑。
過去十餘年來，從中國大陸移居加國的華人不斷增加，成為近年來移民人數最多的族羣，然而，他們使用本地服務華人機構的社會服務，無論在類別和使用率方面，都遠遠低於來自香港的華人。為了滿足中國大陸移民的服務需要，這些機構須瞭解導致他們少用社會服務的原因，從而設計合適的服務。
有不少研究曾分析華裔移民使用社會服務的模式，但剖析來自中國大陸年長華裔居民的服務使用行為的研究非常缺乏，因此，筆者計劃進行一項研究，希望能夠搜集更多有關的資料。在設計這項研究前，筆者進行了初步探討，茲將探討的步驟和結果簡述如下。
探討方法
於本年三至四月間，筆者與七間本地服務華人的社會服務機構的代表深入面談，以了解他們任職機構的服務和年長華裔居民使用這些服務的情況。同時，為了明瞭來自中國大陸華裔居民對社會服務的看法及尋求社會服務的態度，筆者訪問了三位現居於加國的中國大陸移民。
深入面談分別在上述服務機構和被訪者的住所進行，每次面談時間約為一小時至九十分鐘。為確保資料記錄的準確性，筆者除了筆錄外，還在被訪者的同意下，用小型數碼錄音機記錄整個面談的內容。
由於深入面談所得的資料屬於描述性，所以筆者採用「內容解讀和分析」方法來分析。
探討結果
服務使用情況
上述機構為華裔長者提供的社會服務頗為廣泛，包括個案輔導、諮詢及轉介、教育性/資訊性講座、健康活動、興趣班、中心膳食、大型特別活動、日間中心、及家務助理等。各機構提供的服務不盡相同，但絕大多數都有舉辦講座、興趣班、及專為操普通話長者而設的小組活動，惟提供日間中心或家務助理服務的，分別只有三及一間機構。
在這些機構使用服務的華裔長者中，大部分說廣東話，操普通話的只佔小部分，其中四間只有百分之五至八，另外三間的百分率是四十至五十，總平均為百分之二十。換言之，來自中國大陸的長者的服務使用率大幅度低於來自香港的長者，這情況以收費較高的服務和活動尤為顯著，包括日間中心、家務助理、興趣班、及中心膳食等。相反而言，最受操普通話的年長居民歡迎的，是那些免費或亷價而實用的服務和自組活動。
影響服務使用的因素
影響操普通話長者使用社會服務的因素頗多，大致上可歸納為三類：次文化差異、個人障礙、及服務適切性。現分述如下。
次文化差異 ：
· 中國大陸沒有如香港、加拿大、或其他先進國家所提供的社會服務，所以來自中國大陸的居民對那些以不牟利形式提供社會服務的非政府組織十分陌生，因而對它們的服務產生懷疑，甚致缺乏信心。
· 基於上述的原因，原居於中國大陸的居民習慣自我解決困難，在必要時才會向親友求助，以致移居加國後，也沒有尋求社會服務的意識，或者意欲很低。
· 香港移民比中國大陸移民早來加國，對本地的社會服務較為熟識，漸漸成為服務華人機構的主要使用者，當遲來加國的大陸移民尋求社會服務時，會覺得到那些機構的環境與氣氛格格不入，缺乏親切感，使他們卻步。
· 可能由於他們過去的生活環境與現時差別很大，所以在加國使用社會服務時，都會懷着尋找「免費利益」或「亷價實惠」的心態，去物色他們所需要的服務或活動，跟本地「沒有免費午餐」和「利益與代價均等」的觀念大相逕庭。
個人障礙 ：
· 大部分來自中國大陸的年長居民不懂得駕駛汽車，又不諳英語，不便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所以很難前往社會服務機構尋求服務。
· 他們大多數是以家庭團聚形式來加國定居，主要收入來自子女，可運用的金錢有限，因而只能使用那些免費或低收費的服務或活動。
· 不少這些長者須照顧孫兒，或從事一些簡單工作來掙點零用錢，以致無暇到服務機構參加社交康樂活動或使用其他服務。
· 很多這些長者因居加日子短暫，而且不大願意學習新語言，所以廣東話不靈光。當他們到那些以廣東話為主要工作語言的社會服務機構尋找服務時，會遇到不少困難而降低使用服務的意欲。
服務適切性：
· 從八十年代後期開始，本地服務華人機構多以來自香港的移民為服務對象，很多工作人員本身也是香港移民，因而或多或少影響機構政策的釐定和服務的設計，例如社交康樂活動便採用香港社工慣用的模式。近十年來大量中國大陸移民湧入，不少服務華人機構因應作出改變，但仍有很多機構的服務未能滿足他們的需要或迎合他們的興趣。
· 這些機構的工作人員大部分是操廣東話的，雖然有些曾接受普通話訓練，但不少仍未能有效地與操普通話的服務使用者溝通，直接妨礙服務的輸送，間接減低服務使用率。
· 此外，很多來自香港的工作人員不甚熟識中國大陸的次文化，就算他們能操流利的普通話，也未必能有效地提供合適的服務，或者很難與服務使用者建立關係，使服務使用者卻步。
結論
以上論討的結果，提供了一個對來自中國大陸的年長居民使用社會服務的簡單描繪，亦有助筆者設計計劃中的研究。同時，服務華人機構可從這些結果得到一些啓示。
總括而言，在過去十餘年，來加定居的中國大陸老年人士不斷增加，然而他們對社會服務的使用率依然偏低，究其可能因素，除了他們的個人背景造成的屏障外，還有更重要的，是服務提供者與使用者之間的次文化差異。若要提升他們的服務使用率，首先，服務機構須修訂它們的服務政策，增加熟識中國大陸次文化又能操流利普通話的工作人員，提供切合他們需要或興趣的服務和活動。其次，透過他們熟識的資訊渠道與口碑，介紹、解釋、及推廣現有的服務和活動。另一方面，為了盡快適應新環境與新生活，這些潛在的服務使用者應接受新事物，盡量學習本地大眾常用的語言，及認識有用的社會資源和有效的求助門徑。
2011年5月14日星期六
揮不去的往事
又是新春時節，孩子們均穿上新衣、討利是、買玩具，莫不開心......
當我接到這件個案時，明仔與陳太的關係非常惡劣，他不單不聽從她的說話，還埋怨她不關心他，又不顧家事，更經常出外。
從面談得悉，陳太年幼時家境不錯，有女傭服侍，且嬌生慣養。她婚後本來有個美好的小家庭，可惜年輕喪夫，守寡多年。為了生計，她須兼做兩份工作，還要料理家務，弄致身心疲累，無法悉心教導兩個子女。「唉！我不是不想好好地教導他們，但實在沒有時間，而且有心無力。」
兩個子女漸漸長大，對家中的環境和陳太的作為諸多不滿，與她時常發生磨擦。為了改善與子女的關係，陳太加倍努力工作，希望掙得更多金錢，來換取子女的好感，可是無補於事，「我已經用盡辦法，但始終不知怎樣才能改善與他們的關係，」陳太覺得非常無奈。後來長女覓得如意郎君，搬離公屋單位，與丈夫另築愛巢，留下陳太與明仔相依為命。
透過一連串懇談、家訪、和「治療性互動活動」，明仔對陳太的態度顯著改善，除了順從她的教誨外，課餘還協助家務，而陳太亦盡量抽空陪伴他。為了獎勵明仔，陳太特意在新年給他一封大利是，讓他購買心愛的音響設備。可恨天意弄人，明仔在安裝電波接收器時，不慎墜樓身亡......
依稀往事揮之不去，卻由此領悟溝通、諒解、及表達愛心方法的重要；世事變幻莫測，還是抓緊時機，愛惜當前的人和物。
當我接到這件個案時，明仔與陳太的關係非常惡劣，他不單不聽從她的說話，還埋怨她不關心他，又不顧家事，更經常出外。
從面談得悉，陳太年幼時家境不錯，有女傭服侍，且嬌生慣養。她婚後本來有個美好的小家庭，可惜年輕喪夫，守寡多年。為了生計，她須兼做兩份工作，還要料理家務，弄致身心疲累，無法悉心教導兩個子女。「唉！我不是不想好好地教導他們，但實在沒有時間，而且有心無力。」
兩個子女漸漸長大，對家中的環境和陳太的作為諸多不滿，與她時常發生磨擦。為了改善與子女的關係，陳太加倍努力工作，希望掙得更多金錢，來換取子女的好感，可是無補於事，「我已經用盡辦法，但始終不知怎樣才能改善與他們的關係，」陳太覺得非常無奈。後來長女覓得如意郎君，搬離公屋單位，與丈夫另築愛巢，留下陳太與明仔相依為命。
透過一連串懇談、家訪、和「治療性互動活動」，明仔對陳太的態度顯著改善，除了順從她的教誨外，課餘還協助家務，而陳太亦盡量抽空陪伴他。為了獎勵明仔，陳太特意在新年給他一封大利是，讓他購買心愛的音響設備。可恨天意弄人，明仔在安裝電波接收器時，不慎墜樓身亡......
依稀往事揮之不去，卻由此領悟溝通、諒解、及表達愛心方法的重要；世事變幻莫測，還是抓緊時機，愛惜當前的人和物。
2011年4月30日星期六
回歸後的香港–機遇、挑戰、與應變策略
本年初，筆者參加一個小型研討會。出席的講者包括來自美、加、港、澳的學者和一位執業律師，他們從歷史、經濟、社會學、及法律等方面，來討論香港和澳門在基本法頒佈後的轉變與展望。筆者試將部分講者的論述撮要如下，與讀者分享。
基本法解讀
中共中央政府為達成統一中國的目標，特意為香港、澳門及臺灣訂定一套「一國兩制」的政策。在【基本法】的框架下，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多項「兩制」中的特權，包括高度自治、獨立的行政權、立法權、及司法權等。然而，在「一國」的重要規範內，由於中國是香港的宗主國，擁有一國的主權，而香港只是中國領土的一小部分，所以其一切權力均由中央政府賦予，而且基本法的最終詮釋權亦由全國人民大會常委員會所擁有。
此外，前港澳辦主任姫鵬飛在一九九零年三月廿八日頒佈基本法時強調，香港的政治架構必須符合以下幾個原則：穩定香港的安定與繁榮、配合現時的法制和實況、顧及社會各方的不同利益、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按步就班地實施適合香港現實的民主制度、及香港政府是以行政為主導等；若有任何修改，必須獲得全國人民大會常委員會批准，方可實行。而且，有關官員亦曾於二千年代初的十年間，四度重申這些原則。
簡言之，基本法是中共中央政府為香港制定的特別行政區藍圖，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措施與未來發展，必須以基本法為依歸，絕對不能跳出其範疇。
回歸前後的機遇
基本法的訂定是以香港歸併中國的領土與主權為目的，為了加強香港與內地的聯繫，中國政府在香港回歸前後的三十年間，實施了一連串措施，例如放寬中港跨境旅遊或移居、實行經貿合作參與協議（CEPA）、擴建跨境交通網絡、及建立人民幣兌換交易中心等，直接推廣了雙方的多面接觸，間接促進了香港的經濟與繁榮。
另一方面，基本法亦可視為釐定香港繼續推行自由貿易的藍本，讓香港可以享受過去努力的成果。由於香港擁有豐富的人力資本和健全的基本結構，早已成為東南亞的金融中心，在回歸前後數年間的經濟更加蓬勃，人均收入（GDP）不斷上升。
面對的挑戰
與中國內地的緊密聯繫為香港帶來不少機遇，但同時也加深了香港經濟對中國大陸的依賴。近二十年來，中國大陸的工商業突飛猛進，人材輩出，對外貿易發達，而且經濟發展趨向高度國際化，遠遠拋離香港的故有經濟地位。加上珠三角內各市鎮和沿海其他地區的激烈競爭，使香港的經濟地位受到嚴重威脅，甚至有被邊沿化之感。
除了上述的外在因素外，一些內在因素亦加劇香港經濟的不穩定性。自一九八零年代中，香港的經濟開始轉型，大量工廠不斷往中國內地北移，餘下的經濟支柱只有金融業、物流業、和旅遊業。另一方面，工商界和一般投資者因香港政治前境的不明朗，紛紛轉取急攻近利的手法，而香港政府在基本建設、公共事務、及經濟發展方面亦放棄前瞻性的長遠計劃。
回歸後新成立的香港特區政府雖然「年青有為」，卻缺乏政治智慧和治理經驗，以致未能迅速有效地應付突發的天災與人禍。亞洲金融風暴、非典型肺炎、禽流感、及持續性的經濟不景氣，在回歸後十餘年內相繼地冲擊香港社會，使已經不甚穩定的香港經濟基礎雪上加霜。
兩地差異
過去幾年來，中國政府為了協助香港重振經濟，推行了幾項有效的措施，但仍未能嬴取大部分香港人的「心和腦」。香港回歸已有十多年，然而一般市民對中國內地的認識依然很膚淺，自認為中國公民的比率仍然很低，這可能是由於中港兩地在政治文化、公民識值、法律與行政制度、及民主與人權的看法等方面的差異所致。近年中國政府的維穩政策、打壓爭取民主與人權活動的措施、及內地的貪腐嚴重情況，急速提高香港市民對中國管治的警覺和恐懼，使香港在二零四七前完全投入中國懷抱的道路更加崎嶇。
應變策略
為了保持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經濟與政治地位和社會安定與繁榮，香港市民和政府必須自強不息，除加強故有的優勝條件如人力資本、金融知識、和財務管理經驗外，還須創造或提升全球一體化的競爭能力與技巧、國際視野、和公民意識。此外，還須於基礎結構和社會功能的發展計劃中重新定位，一方面設法配合中國內地的發展，以便將來互相接軌，另一方面，投放更多資源進行先進的研究，並分散投資和拓展知識型工業或其他創新產業，締造出一個「香港能而內地不能，內地能但香港更能」的優勢。
總括來說，所有策略須從大處着眼，保持高瞻遠望，作大膽嘗試、一切預早籌劃，然後務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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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Chan, M. K. (2011).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ransforming China’s Hong Kong toward the 2047 merger-convergence, presented in the symposium of 20 Years after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Basic Law: The Road ahead for Hong Kong, Toronto, 31 January 2011.
Li, K. W. (2011). The Hong Kong economy: The first decade and the road ahead, presented in the symposium of 20 Years after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Basic Law: The Road ahead for Hong Kong, Toronto, 31 January 2011.
Tam, M. (2011). The basic law code, presented in the symposium of 20 Years after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Basic Law: The Road ahead for Hong Kong, Toronto, 31 January 2011.
基本法解讀
中共中央政府為達成統一中國的目標，特意為香港、澳門及臺灣訂定一套「一國兩制」的政策。在【基本法】的框架下，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多項「兩制」中的特權，包括高度自治、獨立的行政權、立法權、及司法權等。然而，在「一國」的重要規範內，由於中國是香港的宗主國，擁有一國的主權，而香港只是中國領土的一小部分，所以其一切權力均由中央政府賦予，而且基本法的最終詮釋權亦由全國人民大會常委員會所擁有。
此外，前港澳辦主任姫鵬飛在一九九零年三月廿八日頒佈基本法時強調，香港的政治架構必須符合以下幾個原則：穩定香港的安定與繁榮、配合現時的法制和實況、顧及社會各方的不同利益、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按步就班地實施適合香港現實的民主制度、及香港政府是以行政為主導等；若有任何修改，必須獲得全國人民大會常委員會批准，方可實行。而且，有關官員亦曾於二千年代初的十年間，四度重申這些原則。
簡言之，基本法是中共中央政府為香港制定的特別行政區藍圖，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措施與未來發展，必須以基本法為依歸，絕對不能跳出其範疇。
回歸前後的機遇
基本法的訂定是以香港歸併中國的領土與主權為目的，為了加強香港與內地的聯繫，中國政府在香港回歸前後的三十年間，實施了一連串措施，例如放寬中港跨境旅遊或移居、實行經貿合作參與協議（CEPA）、擴建跨境交通網絡、及建立人民幣兌換交易中心等，直接推廣了雙方的多面接觸，間接促進了香港的經濟與繁榮。
另一方面，基本法亦可視為釐定香港繼續推行自由貿易的藍本，讓香港可以享受過去努力的成果。由於香港擁有豐富的人力資本和健全的基本結構，早已成為東南亞的金融中心，在回歸前後數年間的經濟更加蓬勃，人均收入（GDP）不斷上升。
面對的挑戰
與中國內地的緊密聯繫為香港帶來不少機遇，但同時也加深了香港經濟對中國大陸的依賴。近二十年來，中國大陸的工商業突飛猛進，人材輩出，對外貿易發達，而且經濟發展趨向高度國際化，遠遠拋離香港的故有經濟地位。加上珠三角內各市鎮和沿海其他地區的激烈競爭，使香港的經濟地位受到嚴重威脅，甚至有被邊沿化之感。
除了上述的外在因素外，一些內在因素亦加劇香港經濟的不穩定性。自一九八零年代中，香港的經濟開始轉型，大量工廠不斷往中國內地北移，餘下的經濟支柱只有金融業、物流業、和旅遊業。另一方面，工商界和一般投資者因香港政治前境的不明朗，紛紛轉取急攻近利的手法，而香港政府在基本建設、公共事務、及經濟發展方面亦放棄前瞻性的長遠計劃。
回歸後新成立的香港特區政府雖然「年青有為」，卻缺乏政治智慧和治理經驗，以致未能迅速有效地應付突發的天災與人禍。亞洲金融風暴、非典型肺炎、禽流感、及持續性的經濟不景氣，在回歸後十餘年內相繼地冲擊香港社會，使已經不甚穩定的香港經濟基礎雪上加霜。
兩地差異
過去幾年來，中國政府為了協助香港重振經濟，推行了幾項有效的措施，但仍未能嬴取大部分香港人的「心和腦」。香港回歸已有十多年，然而一般市民對中國內地的認識依然很膚淺，自認為中國公民的比率仍然很低，這可能是由於中港兩地在政治文化、公民識值、法律與行政制度、及民主與人權的看法等方面的差異所致。近年中國政府的維穩政策、打壓爭取民主與人權活動的措施、及內地的貪腐嚴重情況，急速提高香港市民對中國管治的警覺和恐懼，使香港在二零四七前完全投入中國懷抱的道路更加崎嶇。
應變策略
為了保持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經濟與政治地位和社會安定與繁榮，香港市民和政府必須自強不息，除加強故有的優勝條件如人力資本、金融知識、和財務管理經驗外，還須創造或提升全球一體化的競爭能力與技巧、國際視野、和公民意識。此外，還須於基礎結構和社會功能的發展計劃中重新定位，一方面設法配合中國內地的發展，以便將來互相接軌，另一方面，投放更多資源進行先進的研究，並分散投資和拓展知識型工業或其他創新產業，締造出一個「香港能而內地不能，內地能但香港更能」的優勢。
總括來說，所有策略須從大處着眼，保持高瞻遠望，作大膽嘗試、一切預早籌劃，然後務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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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Chan, M. K. (2011).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ransforming China’s Hong Kong toward the 2047 merger-convergence, presented in the symposium of 20 Years after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Basic Law: The Road ahead for Hong Kong, Toronto, 31 January 2011.
Li, K. W. (2011). The Hong Kong economy: The first decade and the road ahead, presented in the symposium of 20 Years after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Basic Law: The Road ahead for Hong Kong, Toronto, 31 January 2011.
Tam, M. (2011). The basic law code, presented in the symposium of 20 Years after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Basic Law: The Road ahead for Hong Kong, Toronto, 31 January 2011.
2011年4月14日星期四
社交與長壽
在香港的灣仔、西環或一些年長人口密集的地區內某著名快餐店裏，經常有一羣長者聚集一起聊天、看報紙、或沉思，偶然也有進食的。或許由於香港的環境狹隘、天氣悶熱，而鄰近公園又有人滿之患，那些長者惟有到快餐店消閒，在涼快的環境下，很容易便渡過半天。
與香港相比，多倫多地大人稀，氣候清爽，然而亦有上述類似的現象。在一些亞裔居民眾多的地區的某著名咖啡店內，很多時出現不少年長亞裔顧客，有三五成羣的，有獨坐的，也有一大羣盤踞一角的，在那兒品嚐咖啡，暢談多時。
香港和多倫多都有老人中心，為什麽上述的長者不參加中心活動而去快餐店呢？多倫多環境寬敞但冬長夏短，為何那些長者不留在家中避寒卻走出街外呢？顯然這兩地的長者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在無拘無朿的環境下交誼和互通消息。
事實上，一些研究顯示，社交對長者的身心健康很有幫助，因為良好的人際關係使他們變得更樂觀，提高他們的自尊心，從而減低心理壓力，平穩血壓，加強免疫功能，患病率自然下降，而留院治病的日子也相應減少。此外，良好的人際關係亦會强化認知的功能（cognitive performance），促進心理健康，相反過來，離羣孤獨會使人產生抑鬱，影響心智健康。
總括來說，社交關係對個人壽命有正面的作用，那些保持良好人際關係的長者的長壽機率，比那些少與親友鄰舍來往的長者高，而且前者的平均壽命亦較後者長。因此，無論任何年紀的人士都應該擴闊生活圈子，在適合自己的環境下進行社交活動，與親友維持良好關係，以增強身心健康，益壽延年。
與香港相比，多倫多地大人稀，氣候清爽，然而亦有上述類似的現象。在一些亞裔居民眾多的地區的某著名咖啡店內，很多時出現不少年長亞裔顧客，有三五成羣的，有獨坐的，也有一大羣盤踞一角的，在那兒品嚐咖啡，暢談多時。
香港和多倫多都有老人中心，為什麽上述的長者不參加中心活動而去快餐店呢？多倫多環境寬敞但冬長夏短，為何那些長者不留在家中避寒卻走出街外呢？顯然這兩地的長者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在無拘無朿的環境下交誼和互通消息。
事實上，一些研究顯示，社交對長者的身心健康很有幫助，因為良好的人際關係使他們變得更樂觀，提高他們的自尊心，從而減低心理壓力，平穩血壓，加強免疫功能，患病率自然下降，而留院治病的日子也相應減少。此外，良好的人際關係亦會强化認知的功能（cognitive performance），促進心理健康，相反過來，離羣孤獨會使人產生抑鬱，影響心智健康。
總括來說，社交關係對個人壽命有正面的作用，那些保持良好人際關係的長者的長壽機率，比那些少與親友鄰舍來往的長者高，而且前者的平均壽命亦較後者長。因此，無論任何年紀的人士都應該擴闊生活圈子，在適合自己的環境下進行社交活動，與親友維持良好關係，以增強身心健康，益壽延年。
2011年3月26日星期六
海外華人不需要人本服務？
導言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大量華裔移民（尤其是香港人）湧入加拿大，改變了加國幾個大城市的人口組合，但這股熱潮在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後便減退下來。踏入千禧年代，接踵而來的是中國內地的移民，他們人潮洶湧，有超越香港移民人數之勢。為了協助這些新移民適應加國生活，很多公營或非謀利的「人本服務機構」（human service organization）需要擴展服務、增加人手。
在過去二十年，專為華裔移民而設的服務隨人口增長而不斷擴張，但有關華裔移民使用服務行為的資料卻不多，本文嘗試透過一些現存的有關研究，探討海外華人在當地使用人本服務的實況，讓關心這課題的人士參考。
健康服務的使用
一般來說，凡協助家庭或個人解決困難、提高他們的福祉、或改善他們的生活質素的各種服務，皆可稱為人本服務（human services）。不過，很多設有完善社會福利制度的先進國家，都將健康服務（health care）和社會服務（social services）合稱為人本服務。本文亦採用這定義來討論上述的課題。
過去有很多關於人本服務使用的研究，然而學者多偏重健康服務使用的評估，其中探討族裔背景與健康服務使用的關係也不少。最近，兩位學者利用「加拿大社區健康調查」的資料，剖析少數族裔使用心理健康服務（mental health services）的實況（Tiwari and Wang, 2008）。研究結果顯示，白種人比亞裔人士較多使用現有的心理健康服務，這個現象跟其他少數族裔移民的情況很相近（Biegel et al., 1997）。而且，在所有亞裔人士中，華人比來自南亞或東南亞國家的移民更少使用這些服務。
年長的華裔移民亦較少使用健康服務（health care），但他們並非不需要這些服務，只是因為他們在尋找服務時遇到不少障礙，包括服務機構在提供服務時出現的行政問題、服務提供者與這些華裔移民間的文化差異、服務使用者對政府或服務機構的偏見或誤會、及客觀環境產生的困難（Lai and Chau, 2007a）。另一方面，這些移民的個人因素例如女性、單身、來自香港、居留加國日子短暫，財政困難、缺乏可依靠和信賴的人、對健康的傳統觀念、及自我否定加拿大人的身份等，亦造成有形或無形的障礙。而且，年長求助者因障礙而得不到所需的服務，會影響他們的個人健康（Lai and Chau, 2007b）。
社會服務的使用
有關社會服務使用的研究比較少，集中剖析華裔移民使用服務實況的更為缺乏。其中一份相關的研究報告（Aroian et al., 2005）指出，年長華裔移民對社會服務的使用率較白種人和其他少數族裔低，其原因跟健康服務使用率偏低的因素差不多，包括言語不通、交通不便、費用昂貴、及輪候時間冗長等困難。此外，年長華裔移民的文化背景也造成障礙，例如他們對服務的需要存有偏見、顧忌尋求公共機構提供的服務、及寧願自我解決困難也避免使用專業服務等。
另一項探討加籍華人使用社會服務行為的研究（Ma and Chi, 2005）發現，大部分（67.4%）被訪者曾使用服務華裔移民機構所提供的社會服務，其餘三成表示沒有使用，因為他們不需要那些服務（14.3%）或自行解決面臨的困難（6.8%），但有些在尋求幫助時遇到困難（11.5%），例如：不知何處可得所需服務、服務機構地點偏遠、申請手續繁複、輪候時間太長、及缺乏所需服務。與那些沒有使用服務的被訪者相比，前者較多是男性、學歷較低、在加國居住日子較長、對社會服務機構的認知較高、而且對它們提供的服務有較好的印象。進一步分析的結果顯示，被訪華裔移民的學歷愈高，同時對社會服務機構的認知愈低，他們便愈少使用社會服務，而且，他們的服務使用率會隨着對社會服務印象的好與壞而改變。
總結
總括來說，無論留居本土或移居海外的華人都需要人本服務，尤其是那些不適應外地生活、或缺乏親友支援的的新移民，對人本服務的需求更為殷切。不過，由於一些客觀或個人因素，不少華裔移民未能獲得所需服務。為了盡快融入當地社會，新移民須摒棄不合時宜的舊觀念，學習新事物，認識社會設施與服務。另一方面，當地服務機構應提高服務使用的方便，並加強適切性的服務（culturally-appropriate services），盡力協助新移民安居立業。
近十年來，從中國內地移居加國的人數不斷上升，而且他們的次文化背景和生活習慣跟來自其他地區的華人相差頗大，因此，本地的人本服務機構須設法瞭解他們的服務需要與偏好，為他們提供合適而有效的服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考資料
Aroian, K. J., Wu, B., and Tran, T. V. (2005). Health care and social services use among Chinese Immigrant elders. Research in Nursing & Health, 28(2): 95-105.
Biegel, D.E., Farkas, K.J., and Song, L. (1997). Barriers to the use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s by African-American and Hispanic Elderly Persons. Journal of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 29(1): 23-44.
Lai, D. W. L. and Chau, S. B. Y. (2007a). Predictors of health service barriers for older Chinese immigrants in Canada. Heath and Social Work, 32(1): 57-65.
Lai, D. W. L. and Chau, S. B. Y. (2007b). Effects of service barriers on health status of older Chinese immigrants in Canada. Social work, 52(3): 261-269.
Ma, A. and Chi, I. (2005). Utilization and accessibility of social services for Chinese Canadians.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48(2): 148-160.
Tiwari, S. K. and Wang, J. L. (2008). Ethnic differences in mental health service use among White, Chinese, South Asian and South East Asian population living in Canada.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43(11): 866-871.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大量華裔移民（尤其是香港人）湧入加拿大，改變了加國幾個大城市的人口組合，但這股熱潮在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後便減退下來。踏入千禧年代，接踵而來的是中國內地的移民，他們人潮洶湧，有超越香港移民人數之勢。為了協助這些新移民適應加國生活，很多公營或非謀利的「人本服務機構」（human service organization）需要擴展服務、增加人手。
在過去二十年，專為華裔移民而設的服務隨人口增長而不斷擴張，但有關華裔移民使用服務行為的資料卻不多，本文嘗試透過一些現存的有關研究，探討海外華人在當地使用人本服務的實況，讓關心這課題的人士參考。
健康服務的使用
一般來說，凡協助家庭或個人解決困難、提高他們的福祉、或改善他們的生活質素的各種服務，皆可稱為人本服務（human services）。不過，很多設有完善社會福利制度的先進國家，都將健康服務（health care）和社會服務（social services）合稱為人本服務。本文亦採用這定義來討論上述的課題。
過去有很多關於人本服務使用的研究，然而學者多偏重健康服務使用的評估，其中探討族裔背景與健康服務使用的關係也不少。最近，兩位學者利用「加拿大社區健康調查」的資料，剖析少數族裔使用心理健康服務（mental health services）的實況（Tiwari and Wang, 2008）。研究結果顯示，白種人比亞裔人士較多使用現有的心理健康服務，這個現象跟其他少數族裔移民的情況很相近（Biegel et al., 1997）。而且，在所有亞裔人士中，華人比來自南亞或東南亞國家的移民更少使用這些服務。
年長的華裔移民亦較少使用健康服務（health care），但他們並非不需要這些服務，只是因為他們在尋找服務時遇到不少障礙，包括服務機構在提供服務時出現的行政問題、服務提供者與這些華裔移民間的文化差異、服務使用者對政府或服務機構的偏見或誤會、及客觀環境產生的困難（Lai and Chau, 2007a）。另一方面，這些移民的個人因素例如女性、單身、來自香港、居留加國日子短暫，財政困難、缺乏可依靠和信賴的人、對健康的傳統觀念、及自我否定加拿大人的身份等，亦造成有形或無形的障礙。而且，年長求助者因障礙而得不到所需的服務，會影響他們的個人健康（Lai and Chau, 2007b）。
社會服務的使用
有關社會服務使用的研究比較少，集中剖析華裔移民使用服務實況的更為缺乏。其中一份相關的研究報告（Aroian et al., 2005）指出，年長華裔移民對社會服務的使用率較白種人和其他少數族裔低，其原因跟健康服務使用率偏低的因素差不多，包括言語不通、交通不便、費用昂貴、及輪候時間冗長等困難。此外，年長華裔移民的文化背景也造成障礙，例如他們對服務的需要存有偏見、顧忌尋求公共機構提供的服務、及寧願自我解決困難也避免使用專業服務等。
另一項探討加籍華人使用社會服務行為的研究（Ma and Chi, 2005）發現，大部分（67.4%）被訪者曾使用服務華裔移民機構所提供的社會服務，其餘三成表示沒有使用，因為他們不需要那些服務（14.3%）或自行解決面臨的困難（6.8%），但有些在尋求幫助時遇到困難（11.5%），例如：不知何處可得所需服務、服務機構地點偏遠、申請手續繁複、輪候時間太長、及缺乏所需服務。與那些沒有使用服務的被訪者相比，前者較多是男性、學歷較低、在加國居住日子較長、對社會服務機構的認知較高、而且對它們提供的服務有較好的印象。進一步分析的結果顯示，被訪華裔移民的學歷愈高，同時對社會服務機構的認知愈低，他們便愈少使用社會服務，而且，他們的服務使用率會隨着對社會服務印象的好與壞而改變。
總結
總括來說，無論留居本土或移居海外的華人都需要人本服務，尤其是那些不適應外地生活、或缺乏親友支援的的新移民，對人本服務的需求更為殷切。不過，由於一些客觀或個人因素，不少華裔移民未能獲得所需服務。為了盡快融入當地社會，新移民須摒棄不合時宜的舊觀念，學習新事物，認識社會設施與服務。另一方面，當地服務機構應提高服務使用的方便，並加強適切性的服務（culturally-appropriate services），盡力協助新移民安居立業。
近十年來，從中國內地移居加國的人數不斷上升，而且他們的次文化背景和生活習慣跟來自其他地區的華人相差頗大，因此，本地的人本服務機構須設法瞭解他們的服務需要與偏好，為他們提供合適而有效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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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Aroian, K. J., Wu, B., and Tran, T. V. (2005). Health care and social services use among Chinese Immigrant elders. Research in Nursing & Health, 28(2): 95-105.
Biegel, D.E., Farkas, K.J., and Song, L. (1997). Barriers to the use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s by African-American and Hispanic Elderly Persons. Journal of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 29(1): 23-44.
Lai, D. W. L. and Chau, S. B. Y. (2007a). Predictors of health service barriers for older Chinese immigrants in Canada. Heath and Social Work, 32(1): 57-65.
Lai, D. W. L. and Chau, S. B. Y. (2007b). Effects of service barriers on health status of older Chinese immigrants in Canada. Social work, 52(3): 261-269.
Ma, A. and Chi, I. (2005). Utilization and accessibility of social services for Chinese Canadians.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48(2): 148-160.
Tiwari, S. K. and Wang, J. L. (2008). Ethnic differences in mental health service use among White, Chinese, South Asian and South East Asian population living in Canada.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43(11): 866-871.
2011年2月23日星期三
運動有助增強長者的記憶力
不少研究指出，人類腦部的一些重要部分（例如hippocampus和 gray matter）在高齡期間會漸漸收縮，因而引致記憶力衰退，增加患痴呆症（dementia）的機會。另一些研究結果發現，體質較強的成年人的hippocampus比體質較差的成年人的大，而擁有較大gray matter的成年人患認知受損（cognitive impairment）的風險亦較低，但這些情況會否在六十歲以上的長者身上發生，則仍須深入研究才能確定。
最近，一羣學者發表有關運動與長者記憶功能的研究報告，他們所得的結果相信有助解答上述的問題，現將其中兩份簡述如下，以供讀者參考。
肢體活動減低記憶衰退研究
美國匹茲堡大學心理學教授Erickson及其同事在十餘年前開始進行一項長期性研究（longitudinal study）（註一），目的是探討長期肢體活動（physical activity）可否增大長者的腦灰質（gray matter）體積，同時評估較大體積的腦灰質可減低長者 認知受損的程度。
研究人員採用「類似實驗設計」（quasi-experimentation design），向 299位平均年齡78歲而腦功能正常的長者，進行超過十年的分期比較式研究。搜集的資料除了每一位參與研究長者的每周步行的哩數外，還包括作為研究數據底線（baseline）的腦灰質體積、其他有關資料、及健康狀況。
九年後，研究人員利用高解像掃描器所得的資料，量度參與研究的長者的腦灰質體積。接着四年後，他們運用臨牀判斷方法評估參與研究長者的認知受損程度。最後，採用描繪式統計方法來分析腦灰質體積、肢體活動、及認知受損等三個變素間的聯繫關係（association）。
資料分析所得的結果顯示，經常步行有助增大長者的腦灰質體積，而每周步行起碼六英哩比步行短於該距離的效果大，但需要長期活動（起碼九年）才可產生顯著作用，而且，每周步行多於六英哩並不會額外增大長者的腦灰質體積。研究結果同時發現，由步行而增大的腦灰質可減低長者記憶衰退的風險。
帶氧運動改善記憶力研究
除了上述研究， Erickson教授及其同事在最近亦進行另一項同類的研究（註二），試圖驗證帶氧運動對長者腦部內hippocampus體積的正面影響，檢視可否間接改善長者的記憶功能。
該研究的對象為身體健康而沒有患痴呆症的長者，他們年齡由六十至八十歲不等，平時甚少做運動。研究人員採用「類似實驗設計」中的「兩組比較方法」來進行研究，將120位自願參與研究的長者隨機分成兩組，屬於「實驗組」（experimental group）的長者須每周步行三次，每次繞着一個指定的跑道步行四十分鐘，屬於「控制組」（control group）的長者只須做一些鬆弛筋骨的軟柔體操。
在研究進行期間，每個參與研究的長者都需要接受一連串磁力共震腦部掃描，以便量度hippocampus的體積。一年後，研究人員將所得的資料作全面分析和比較。
分析所得結果發現，經常步行的「實驗組」長者的hippocampus體積平均增大了2%，相等於一至兩年因年老而收縮的體積，然而，「控制組」長者的hippocampus體積卻如一般老年人士縮小了1.4%。此外，一連串的測驗結果顯示，「實驗組」長者的記憶力比「控制組」長者的好，這可證明帶氧運動對改善長者記憶功能有裨益。而且，雖然長者的hippocampus體積會隨着年齡的增長而縮小，但經常運動可減慢收縮的速度。
結語
從以上討論的研究結果看來，長期肢體活動有助增大六十歲或以上的老年人士腦部的一些重要部分，減低他們認知受損的風險，而間接加强他們的記憶力。因此，無論任何年齡的人士，都應該經常運動，以保肢體和心智健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一： Erickson, K. I., Raji, C. A., & Lopez, O. L. (2010). Physical activity predicts gray matter volume in late adulthood: The cardiovascular health study. Neurology, 75:1415-1422.
註二： Erickson, K. I., Voss, M. W., & Prakash, R. S. (2011). Exercise training increases size of hippocampus and improves memory. PNAS, 108(7):3017-3022.
最近，一羣學者發表有關運動與長者記憶功能的研究報告，他們所得的結果相信有助解答上述的問題，現將其中兩份簡述如下，以供讀者參考。
肢體活動減低記憶衰退研究
美國匹茲堡大學心理學教授Erickson及其同事在十餘年前開始進行一項長期性研究（longitudinal study）（註一），目的是探討長期肢體活動（physical activity）可否增大長者的腦灰質（gray matter）體積，同時評估較大體積的腦灰質可減低長者 認知受損的程度。
研究人員採用「類似實驗設計」（quasi-experimentation design），向 299位平均年齡78歲而腦功能正常的長者，進行超過十年的分期比較式研究。搜集的資料除了每一位參與研究長者的每周步行的哩數外，還包括作為研究數據底線（baseline）的腦灰質體積、其他有關資料、及健康狀況。
九年後，研究人員利用高解像掃描器所得的資料，量度參與研究的長者的腦灰質體積。接着四年後，他們運用臨牀判斷方法評估參與研究長者的認知受損程度。最後，採用描繪式統計方法來分析腦灰質體積、肢體活動、及認知受損等三個變素間的聯繫關係（association）。
資料分析所得的結果顯示，經常步行有助增大長者的腦灰質體積，而每周步行起碼六英哩比步行短於該距離的效果大，但需要長期活動（起碼九年）才可產生顯著作用，而且，每周步行多於六英哩並不會額外增大長者的腦灰質體積。研究結果同時發現，由步行而增大的腦灰質可減低長者記憶衰退的風險。
帶氧運動改善記憶力研究
除了上述研究， Erickson教授及其同事在最近亦進行另一項同類的研究（註二），試圖驗證帶氧運動對長者腦部內hippocampus體積的正面影響，檢視可否間接改善長者的記憶功能。
該研究的對象為身體健康而沒有患痴呆症的長者，他們年齡由六十至八十歲不等，平時甚少做運動。研究人員採用「類似實驗設計」中的「兩組比較方法」來進行研究，將120位自願參與研究的長者隨機分成兩組，屬於「實驗組」（experimental group）的長者須每周步行三次，每次繞着一個指定的跑道步行四十分鐘，屬於「控制組」（control group）的長者只須做一些鬆弛筋骨的軟柔體操。
在研究進行期間，每個參與研究的長者都需要接受一連串磁力共震腦部掃描，以便量度hippocampus的體積。一年後，研究人員將所得的資料作全面分析和比較。
分析所得結果發現，經常步行的「實驗組」長者的hippocampus體積平均增大了2%，相等於一至兩年因年老而收縮的體積，然而，「控制組」長者的hippocampus體積卻如一般老年人士縮小了1.4%。此外，一連串的測驗結果顯示，「實驗組」長者的記憶力比「控制組」長者的好，這可證明帶氧運動對改善長者記憶功能有裨益。而且，雖然長者的hippocampus體積會隨着年齡的增長而縮小，但經常運動可減慢收縮的速度。
結語
從以上討論的研究結果看來，長期肢體活動有助增大六十歲或以上的老年人士腦部的一些重要部分，減低他們認知受損的風險，而間接加强他們的記憶力。因此，無論任何年齡的人士，都應該經常運動，以保肢體和心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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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Erickson, K. I., Raji, C. A., & Lopez, O. L. (2010). Physical activity predicts gray matter volume in late adulthood: The cardiovascular health study. Neurology, 75:1415-1422.
註二： Erickson, K. I., Voss, M. W., & Prakash, R. S. (2011). Exercise training increases size of hippocampus and improves memory. PNAS, 108(7):3017-3022.
2011年1月28日星期五
專業社工能否應付安老服務的挑戰
前言
自中港跨境人口遷移的限制放寬後，香港人口急劇上升，老化情況尤為嚴重。與此同時，香港傳統家庭的安老功能因現代化和都市化而漸漸消失，為了使長期生活在香港的長者能安享晚年，政府組織、私營機構、及志願團體提供了一系列的安老服務，而專業社會工作者的人手亦相應增加。
香港專業社工的培訓早已包含老年學的課程，但曾接受該等訓練的社工能否應付安老服務的挑戰，仍須待評估。本文作者嘗試簡述一份研究報告（註一），讓讀者對上述問題略見一斑。
研究方法
該項研究旨在檢討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本科（BSW）和碩士（MSW）課程內的老年學教材，希望藉此衡量畢業生可有足夠訓練，為長者提供所需服務。研究員參考西方社會的一些同類研究（註二至四）來釐定研究方法。
對象： 一、曾在有安老服務的機構任職的社工系本科和碩士課程畢業生；二、現任於有安老服務的機構的行政人員。任職機構包括醫院、診所、安老院、及老人中心等。
樣本： 研究員向登記在社會工作學系的上述畢業生和設有安老服務的註冊機構的行政人員寄出「自理問卷」（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s），不須抽樣。
資料： 兩份大同小異的問卷分別郵遞給兩組不同的研究對象來搜集資料，以「能力足夠與重要性相比方法」（adequacy-importance analysis）為分析架構，並運用描繪式統計方法和「回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處理所得資料。
研究結果
大部分被訪畢業生認為，一般來說，他們接受的訓練可以應付安老服務的實務要求，然而對行政與管理的工作卻略嫌不足，而最弱的實務能力（practice competencies）是安老院管理、人事管理、經費申請書撰寫、督導、及財務管理等知識或技巧。
另一方面，「回歸分析」的結果顯示，被訪畢業生在日常實務中進行行政與管理的工作愈多，愈覺得他們以前接受的訓練不足。不過，他們這種感知（perception）會隨着年資的增長而降低，換言之，他們的實務經驗使他們更能掌握以前所學的知識和技巧。
雖然被訪畢業生認為他們的實務能力可應付日常工作的需要，但與被訪行政人員的感知比較，前者的實務能力仍需全面加強，尤其是行政與管理的知識和技巧，包括人事管理、督導、財務管理、經費申請書撰寫、及跨學科團隊建造（interdisciplinary team building）等。
此外，被訪行政人員指出，在所有的實務能力中，最重要的是專業守則與識值、老年人社會和心理狀況的認知、社區資源運用、溝通技巧、個案管理、及評估技巧，這是所有從事安老服務的專業社會工作者應加強的地方。
總結
依據上述研究結果，研究員提出幾項建議，其中一項是修改現行課程結構，即把將於二零一二年改為四年制的課程劃分為「臨牀」（clinical）與「行政」（administration）兩大分流，高年級學生可依自己的興趣和能力來選擇進修的重心（concentration）。為配合加强老年學課程的發展，須增聘專長老年學及具有豐富行政或管理經驗的教授與導師。同時，增加在安老服務機構實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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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詳情請參閱Ma, A. (2009). Examining the curricula for entry-level social workers in aging-related fields. Journal of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 52:315-329.
註二： Bennett, J. M., & Sneed, J. (1999). Practice competencies for entry-level professionals in the fields of aging.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25, 305-316.
註三： Henderson, D., Eleazer, G. P., & Olderdick, R. (1998). Adequacy of preparation and importance of geriatrics in a sample of primary care physicians. Gerontology & Geriatrics Education, 19(2), 57-65.
註四：Usita, P. M., Blisezner, R., & Robertao, K. A. (1998). Alumni perspectives of a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gerontology program. Gerontology & Geriatrics Education, 19(1), 65-77.
自中港跨境人口遷移的限制放寬後，香港人口急劇上升，老化情況尤為嚴重。與此同時，香港傳統家庭的安老功能因現代化和都市化而漸漸消失，為了使長期生活在香港的長者能安享晚年，政府組織、私營機構、及志願團體提供了一系列的安老服務，而專業社會工作者的人手亦相應增加。
香港專業社工的培訓早已包含老年學的課程，但曾接受該等訓練的社工能否應付安老服務的挑戰，仍須待評估。本文作者嘗試簡述一份研究報告（註一），讓讀者對上述問題略見一斑。
研究方法
該項研究旨在檢討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本科（BSW）和碩士（MSW）課程內的老年學教材，希望藉此衡量畢業生可有足夠訓練，為長者提供所需服務。研究員參考西方社會的一些同類研究（註二至四）來釐定研究方法。
對象： 一、曾在有安老服務的機構任職的社工系本科和碩士課程畢業生；二、現任於有安老服務的機構的行政人員。任職機構包括醫院、診所、安老院、及老人中心等。
樣本： 研究員向登記在社會工作學系的上述畢業生和設有安老服務的註冊機構的行政人員寄出「自理問卷」（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s），不須抽樣。
資料： 兩份大同小異的問卷分別郵遞給兩組不同的研究對象來搜集資料，以「能力足夠與重要性相比方法」（adequacy-importance analysis）為分析架構，並運用描繪式統計方法和「回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處理所得資料。
研究結果
大部分被訪畢業生認為，一般來說，他們接受的訓練可以應付安老服務的實務要求，然而對行政與管理的工作卻略嫌不足，而最弱的實務能力（practice competencies）是安老院管理、人事管理、經費申請書撰寫、督導、及財務管理等知識或技巧。
另一方面，「回歸分析」的結果顯示，被訪畢業生在日常實務中進行行政與管理的工作愈多，愈覺得他們以前接受的訓練不足。不過，他們這種感知（perception）會隨着年資的增長而降低，換言之，他們的實務經驗使他們更能掌握以前所學的知識和技巧。
雖然被訪畢業生認為他們的實務能力可應付日常工作的需要，但與被訪行政人員的感知比較，前者的實務能力仍需全面加強，尤其是行政與管理的知識和技巧，包括人事管理、督導、財務管理、經費申請書撰寫、及跨學科團隊建造（interdisciplinary team building）等。
此外，被訪行政人員指出，在所有的實務能力中，最重要的是專業守則與識值、老年人社會和心理狀況的認知、社區資源運用、溝通技巧、個案管理、及評估技巧，這是所有從事安老服務的專業社會工作者應加強的地方。
總結
依據上述研究結果，研究員提出幾項建議，其中一項是修改現行課程結構，即把將於二零一二年改為四年制的課程劃分為「臨牀」（clinical）與「行政」（administration）兩大分流，高年級學生可依自己的興趣和能力來選擇進修的重心（concentration）。為配合加强老年學課程的發展，須增聘專長老年學及具有豐富行政或管理經驗的教授與導師。同時，增加在安老服務機構實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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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詳情請參閱Ma, A. (2009). Examining the curricula for entry-level social workers in aging-related fields. Journal of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 52:315-329.
註二： Bennett, J. M., & Sneed, J. (1999). Practice competencies for entry-level professionals in the fields of aging.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25, 305-316.
註三： Henderson, D., Eleazer, G. P., & Olderdick, R. (1998). Adequacy of preparation and importance of geriatrics in a sample of primary care physicians. Gerontology & Geriatrics Education, 19(2), 57-65.
註四：Usita, P. M., Blisezner, R., & Robertao, K. A. (1998). Alumni perspectives of a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gerontology program. Gerontology & Geriatrics Education, 19(1), 6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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