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後的香港–機遇、挑戰、與應變策略

本年初，筆者參加一個小型研討會。出席的講者包括來自美、加、港、澳的學者和一位執業律師，他們從歷史、經濟、社會學、及法律等方面，來討論香港和澳門在基本法頒佈後的轉變與展望。筆者試將部分講者的論述撮要如下，與讀者分享。

基本法解讀

中共中央政府為達成統一中國的目標，特意為香港、澳門及臺灣訂定一套「一國兩制」的政策。在【基本法】的框架下，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多項「兩制」中的特權，包括高度自治、獨立的行政權、立法權、及司法權等。然而，在「一國」的重要規範內，由於中國是香港的宗主國，擁有一國的主權，而香港只是中國領土的一小部分，所以其一切權力均由中央政府賦予，而且基本法的最終詮釋權亦由全國人民大會常委員會所擁有。

此外，前港澳辦主任姫鵬飛在一九九零年三月廿八日頒佈基本法時強調，香港的政治架構必須符合以下幾個原則：穩定香港的安定與繁榮、配合現時的法制和實況、顧及社會各方的不同利益、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按步就班地實施適合香港現實的民主制度、及香港政府是以行政為主導等；若有任何修改，必須獲得全國人民大會常委員會批准，方可實行。而且，有關官員亦曾於二千年代初的十年間，四度重申這些原則。

簡言之，基本法是中共中央政府為香港制定的特別行政區藍圖，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措施與未來發展，必須以基本法為依歸，絕對不能跳出其範疇。

回歸前後的機遇

基本法的訂定是以香港歸併中國的領土與主權為目的，為了加強香港與內地的聯繫，中國政府在香港回歸前後的三十年間，實施了一連串措施，例如放寬中港跨境旅遊或移居、實行經貿合作參與協議（CEPA）、擴建跨境交通網絡、及建立人民幣兌換交易中心等，直接推廣了雙方的多面接觸，間接促進了香港的經濟與繁榮。

另一方面，基本法亦可視為釐定香港繼續推行自由貿易的藍本，讓香港可以享受過去努力的成果。由於香港擁有豐富的人力資本和健全的基本結構，早已成為東南亞的金融中心，在回歸前後數年間的經濟更加蓬勃，人均收入（GDP）不斷上升。

面對的挑戰

與中國內地的緊密聯繫為香港帶來不少機遇，但同時也加深了香港經濟對中國大陸的依賴。近二十年來，中國大陸的工商業突飛猛進，人材輩出，對外貿易發達，而且經濟發展趨向高度國際化，遠遠拋離香港的故有經濟地位。加上珠三角內各市鎮和沿海其他地區的激烈競爭，使香港的經濟地位受到嚴重威脅，甚至有被邊沿化之感。

除了上述的外在因素外，一些內在因素亦加劇香港經濟的不穩定性。自一九八零年代中，香港的經濟開始轉型，大量工廠不斷往中國內地北移，餘下的經濟支柱只有金融業、物流業、和旅遊業。另一方面，工商界和一般投資者因香港政治前境的不明朗，紛紛轉取急攻近利的手法，而香港政府在基本建設、公共事務、及經濟發展方面亦放棄前瞻性的長遠計劃。

回歸後新成立的香港特區政府雖然「年青有為」，卻缺乏政治智慧和治理經驗，以致未能迅速有效地應付突發的天災與人禍。亞洲金融風暴、非典型肺炎、禽流感、及持續性的經濟不景氣，在回歸後十餘年內相繼地冲擊香港社會，使已經不甚穩定的香港經濟基礎雪上加霜。

兩地差異

過去幾年來，中國政府為了協助香港重振經濟，推行了幾項有效的措施，但仍未能嬴取大部分香港人的「心和腦」。香港回歸已有十多年，然而一般市民對中國內地的認識依然很膚淺，自認為中國公民的比率仍然很低，這可能是由於中港兩地在政治文化、公民識值、法律與行政制度、及民主與人權的看法等方面的差異所致。近年中國政府的維穩政策、打壓爭取民主與人權活動的措施、及內地的貪腐嚴重情況，急速提高香港市民對中國管治的警覺和恐懼，使香港在二零四七前完全投入中國懷抱的道路更加崎嶇。

應變策略

為了保持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經濟與政治地位和社會安定與繁榮，香港市民和政府必須自強不息，除加強故有的優勝條件如人力資本、金融知識、和財務管理經驗外，還須創造或提升全球一體化的競爭能力與技巧、國際視野、和公民意識。此外，還須於基礎結構和社會功能的發展計劃中重新定位，一方面設法配合中國內地的發展，以便將來互相接軌，另一方面，投放更多資源進行先進的研究，並分散投資和拓展知識型工業或其他創新產業，締造出一個「香港能而內地不能，內地能但香港更能」的優勢。

總括來說，所有策略須從大處着眼，保持高瞻遠望，作大膽嘗試、一切預早籌劃，然後務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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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Chan, M. K. (2011).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ransforming China’s Hong Kong toward the 2047 merger-convergence, presented in the symposium of 20 Years after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Basic Law: The Road ahead for Hong Kong, Toronto, 31 January 2011.

Li, K. W. (2011). The Hong Kong economy: The first decade and the road ahead, presented in the symposium of 20 Years after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Basic Law: The Road ahead for Hong Kong, Toronto, 31 January 2011.

Tam, M. (2011). The basic law code, presented in the symposium of 20 Years after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Basic Law: The Road ahead for Hong Kong, Toronto, 31 January 2011.

社交與長壽

在香港的灣仔、西環或一些年長人口密集的地區內某著名快餐店裏，經常有一羣長者聚集一起聊天、看報紙、或沉思，偶然也有進食的。或許由於香港的環境狹隘、天氣悶熱，而鄰近公園又有人滿之患，那些長者惟有到快餐店消閒，在涼快的環境下，很容易便渡過半天。

與香港相比，多倫多地大人稀，氣候清爽，然而亦有上述類似的現象。在一些亞裔居民眾多的地區的某著名咖啡店內，很多時出現不少年長亞裔顧客，有三五成羣的，有獨坐的，也有一大羣盤踞一角的，在那兒品嚐咖啡，暢談多時。

香港和多倫多都有老人中心，為什麽上述的長者不參加中心活動而去快餐店呢？多倫多環境寬敞但冬長夏短，為何那些長者不留在家中避寒卻走出街外呢？顯然這兩地的長者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在無拘無朿的環境下交誼和互通消息。

事實上，一些研究顯示，社交對長者的身心健康很有幫助，因為良好的人際關係使他們變得更樂觀，提高他們的自尊心，從而減低心理壓力，平穩血壓，加強免疫功能，患病率自然下降，而留院治病的日子也相應減少。此外，良好的人際關係亦會强化認知的功能（cognitive performance），促進心理健康，相反過來，離羣孤獨會使人產生抑鬱，影響心智健康。

總括來說，社交關係對個人壽命有正面的作用，那些保持良好人際關係的長者的長壽機率，比那些少與親友鄰舍來往的長者高，而且前者的平均壽命亦較後者長。因此，無論任何年紀的人士都應該擴闊生活圈子，在適合自己的環境下進行社交活動，與親友維持良好關係，以增強身心健康，益壽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