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主人身體不適，須稍別休養，後會有期。
2012年6月30日星期六
中國是否澳洲的好友
最近乘郵輪到東南亞及澳洲旅遊，船上安排一連串資訊講座，由專人介紹幾個途經國家的地理、文化、社會、經濟、及政治等實況，其中有關澳洲與中國特殊關係的講解，給筆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以下是講座內容的摘要和筆者搜集所得的一些資料，讓讀者分饗。
早於十八世紀末期，中國廣東省省民已開始移居到澳洲去，後來因該處發現金鑛，大量粵民前往尋金，此後，中國東南沿海省民相繼到該處謀生。不過，那時中澳兩國間仍末有邦交，直致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才正式建立。
中澳兩國的雙邊貿易始於一九八零代初，當時中國實行經濟改革，進行全面現代化，需要大量天然資源，而地大物博的澳洲正可滿足中國這方面的需求。自此，中國每年從澳洲輸入大量鐵鑛、煤、及液化天然氣，同時亦向澳洲輸出不少貨品，例如成衣、通訊設備和零件、電腦、玩具、嬰兒車、及體育用品等。時至今日，中國已成為澳洲的最大貿易伙伴，在2010至2011年度，兩國的雙邊貿易總額超過一千億澳元，而澳洲輸往中國的貨物金額佔總額百分之六十二。事實上，澳洲能夠逃過2008年至今的環球經濟衰退，全賴中澳貿易巨額順差之賜。
此外，澳洲的新興產業–高等教育–亦為該國汲取不少中國的外匯。1980年代初，澳洲向海外積極推銷該國的高等教育，於1986年開始招收中國留學生修讀大學主辦的密集式英語課程；1989年後，更接受中國留學生攻讀其他大學課程，現今澳洲已成為其中一個最受中國留學生歡迎的「教育市埸」。根據2011年九月的統計，共有十五萬中國留學生在澳洲各高等學府進修，約佔外來留學生總人數百分之廿六。
澳洲與中國建立邦交以來，一直都保持良好的經貿關係，而且近年來更趨緊密，然而，中澳兩國間在政治與軍事層面的關係始終裹足不前，近來甚致出現降温的蹟象；由於澳洲政府允許美國在澳洲北端的達爾文港建立軍事基地，受到中國政府的強烈批評。澳洲政府此舉似乎有意讓美國連結位於東南亞的其他美軍基地，以便築成軍事長鍊以圍堵中國，限制後者在南太平洋西邊的軍事活動。
中澳兩國間的淡薄政冶關係可能源於彼此相異的價值觀和基本信念。澳洲人口除了原住民外，主要是來自蘇格蘭和愛爾蘭的移民，雖然後期加入歐、亞、菲三洲內其他國家的移民，但他們都受到早期移民的安格魯—賽爾廸民族（Anglo-Celtic）傳統文化所影響。一般來說，澳洲人熱愛個人自由，尤其是言論、結社、及宗教等自由；他們支持國會式的民主和法治精神，而且深信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認為不論出生地、文化背景、語言、性別、或宗教信仰，人人都應該互相尊重和平等看待。這些價值觀和基本信念與美國和加拿人所尊崇的非常吻合，然而與中國現行的法制、人權狀況、及社會實況卻大相徑庭，因此，澳洲政府與中國政府交往時採取審慎的態度，不大願意加深雙方的政治關係。
除此之外，澳洲人民對其他國家的看法亦可能受上述的差異所影響。去年一個國際性的調查顯示，大部分澳洲人認為紐西蘭、美國、英國、及加拿大是該國最好的朋友，其中在維護國際安全上最值得信賴的國家是美國。另一方面，很多澳洲人相信，中國會繼續給澳洲帶來可觀的經濟利益，然而他們卻預料，中澳兩國間的淡薄政治關係不會在未來數年間有所改變。
縱觀上述的討論，澳洲是個奉行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和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中型國家，政府和人民既重視經濟利益，又兼顧國土安全。因此，除非國際環境或個別國家出現巨大轉變，否則澳洲會繼續維持現時中澳的雙邊經貿關係，同時亦會保持美澳兩國間的深厚邦交和軍事連繫，以確保該國及鄰近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早於十八世紀末期，中國廣東省省民已開始移居到澳洲去，後來因該處發現金鑛，大量粵民前往尋金，此後，中國東南沿海省民相繼到該處謀生。不過，那時中澳兩國間仍末有邦交，直致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才正式建立。
中澳兩國的雙邊貿易始於一九八零代初，當時中國實行經濟改革，進行全面現代化，需要大量天然資源，而地大物博的澳洲正可滿足中國這方面的需求。自此，中國每年從澳洲輸入大量鐵鑛、煤、及液化天然氣，同時亦向澳洲輸出不少貨品，例如成衣、通訊設備和零件、電腦、玩具、嬰兒車、及體育用品等。時至今日，中國已成為澳洲的最大貿易伙伴，在2010至2011年度，兩國的雙邊貿易總額超過一千億澳元，而澳洲輸往中國的貨物金額佔總額百分之六十二。事實上，澳洲能夠逃過2008年至今的環球經濟衰退，全賴中澳貿易巨額順差之賜。
此外，澳洲的新興產業–高等教育–亦為該國汲取不少中國的外匯。1980年代初，澳洲向海外積極推銷該國的高等教育，於1986年開始招收中國留學生修讀大學主辦的密集式英語課程；1989年後，更接受中國留學生攻讀其他大學課程，現今澳洲已成為其中一個最受中國留學生歡迎的「教育市埸」。根據2011年九月的統計，共有十五萬中國留學生在澳洲各高等學府進修，約佔外來留學生總人數百分之廿六。
澳洲與中國建立邦交以來，一直都保持良好的經貿關係，而且近年來更趨緊密，然而，中澳兩國間在政治與軍事層面的關係始終裹足不前，近來甚致出現降温的蹟象；由於澳洲政府允許美國在澳洲北端的達爾文港建立軍事基地，受到中國政府的強烈批評。澳洲政府此舉似乎有意讓美國連結位於東南亞的其他美軍基地，以便築成軍事長鍊以圍堵中國，限制後者在南太平洋西邊的軍事活動。
中澳兩國間的淡薄政冶關係可能源於彼此相異的價值觀和基本信念。澳洲人口除了原住民外，主要是來自蘇格蘭和愛爾蘭的移民，雖然後期加入歐、亞、菲三洲內其他國家的移民，但他們都受到早期移民的安格魯—賽爾廸民族（Anglo-Celtic）傳統文化所影響。一般來說，澳洲人熱愛個人自由，尤其是言論、結社、及宗教等自由；他們支持國會式的民主和法治精神，而且深信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認為不論出生地、文化背景、語言、性別、或宗教信仰，人人都應該互相尊重和平等看待。這些價值觀和基本信念與美國和加拿人所尊崇的非常吻合，然而與中國現行的法制、人權狀況、及社會實況卻大相徑庭，因此，澳洲政府與中國政府交往時採取審慎的態度，不大願意加深雙方的政治關係。
除此之外，澳洲人民對其他國家的看法亦可能受上述的差異所影響。去年一個國際性的調查顯示，大部分澳洲人認為紐西蘭、美國、英國、及加拿大是該國最好的朋友，其中在維護國際安全上最值得信賴的國家是美國。另一方面，很多澳洲人相信，中國會繼續給澳洲帶來可觀的經濟利益，然而他們卻預料，中澳兩國間的淡薄政治關係不會在未來數年間有所改變。
縱觀上述的討論，澳洲是個奉行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和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中型國家，政府和人民既重視經濟利益，又兼顧國土安全。因此，除非國際環境或個別國家出現巨大轉變，否則澳洲會繼續維持現時中澳的雙邊經貿關係，同時亦會保持美澳兩國間的深厚邦交和軍事連繫，以確保該國及鄰近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2012年5月31日星期四
特效「心藥」
以下是一個發生於加拿大某城市的真實故事，它描述一位老婦面對的難題、發展過程、及後來的結果。讀者可從中了解到分析個案須留意的地方、如何評估當事人面對的問題、和處理個案的重要原則。
當事人背景
蘇女士現年七十餘歲，早年喪偶，雖然學歷不高，而且沒有謀生技能，卻可靠亡夫的遺產養大獨生女。自從四年前女兒出嫁後，她便獨自留守故居。女兒對她很是孝順，經常回家探望她，間中亦與她上茶樓或到菜館，共享天倫之樂。
表面問題
一向身體壯健的蘇女士，行動雖然稍慢，自我照顧能力卻頗高，但近半年來她發覺周身毛病，時常失眠，食慾不振，以致日漸消瘦，終日呆在家裏，無所事事。她的女兒知道蘇女士非常喜歡品嚐美食，所以特意買些她喜愛的食物給她吃，可是她食甘無味，不願多吃，以致體重持續消減。
女兒萬無辦法，十分擔心，惟有送她到家庭醫生進行詳細檢查，希望找出「病源」。結果一切正常，沒有明顯病狀；醫生建議她服用開胃藥、維他命丸、及輕度安眠藥，並鼓勵她多出外走走，或者做一些温和的運動，以增進食慾和提高睡眠質素。
練習（一）
1. 從以上的資料看來，你認為當事人蘇女士有什麽「表面問題」（presenting problem）？
2. 跟據你的推斷，有什麽可能因素會導致這些問題？
3. 如果你是輔導員，你會怎樣處理這個個案？
內在問題
事隔數星期，蘇女士的「毛病」依然存在，而且煮食興趣急劇下降，她的女兒見狀，於是雇請一位個人料理員，為她煮食和協助她的日常生活。
該個人料理員是個中年婦人，別人稱她為「蘭姐」，她原本任職工廠，後因工廠倒閉，須另覓工作。她沒有什麽專長技能，又缺乏個人料理經驗，幸而她對烹飪甚有心得，所以姑且嘗試應徵。
上任後，蘭姐按蘇女士的喜好用心給她煮食，但是蘇女士不感興趣，只顧拉着蘭姐聊天，絮絮不休。蘭姐不善辭令，卻善解人意，且細心聆聽，很快便嬴得蘇女士的好感。後來，蘇女士得悉蘭姐來自她的鄰鄉，可算是鄉里，因而更覺投契。
蘭姐與蘇女士長期相處，漸漸得到後者的信賴，在言談間，蘇女士不自覺地向她透露了一點心聲。自喪夫後，蘇女士便與女兒相依為命，在家專心教養女兒和料理家務，甚少出外。後來女兒出嫁，她依依不捨，惟望女兒勤於返家與她歡聚。可是，女兒返娘家的次數隨着時日而漸減，每次停留的時間亦愈來愈短，尤其當她的女兒誕下第二個孩子後，變得更加忙碌，既要照料兩個孩子，又要協助丈夫處理公司賬目，實在分身無術。回望大約半年前，女兒已經很久沒有返娘家了，只是間中利用電話問候她。
練習（二）
4. 綜合上面所有的資料，你認為當事人面對的「內在問題」（underlying problem）是什麽？
5. 除了你前述的可能因素外，還有什麽潛在而有力的因素影響當事人的日常生活？
6. 經過重新評估，你會怎樣修改你的處理方案？
後期發展
日子慢慢的過去，蘇女士與蘭姐的主僕關係愈來愈好。有一天，蘇女士在蘭姐的誘導下，首次嘗試蘭姐為她準備的菜餚，發覺其味無窮，讚不絕口。自此，她每天定時享用蘭姐悉心烹調的膳食，而且食慾續漸提升，體重很快便回復正常，身體的各種「毛病」亦不藥而癒。此外，蘇女士的生活習慣出現突破性的改變，一向終日獃在家裏的她，竟然願意跟蘭姐出外購物或逛街，後來更參加附近長者中心舉辦的活動，還認識了很多新朋友。現在，她不再是以前的「蘇女士」了。
練習（三）
7. 你在練習（二）所設計的處理方案與蘭姐的做法有何異同之處？
8. 你的處理方案所預期的效果是否跟「後期發展」所描述的差不多或更佳？
9. 當事人後來有如此的改變，你認為關鍵何在？
結語
簡之言，在進行輔導時，輔導員須運用靈活的探索技巧（probing）和敏銳的洞察力，來搜集當事人的背景及一切有關的資料，以瞭解整個事件的真正問題所在，切勿停留於事件的表面徵象，須從影響因素（influential factors）入手，對症下藥。最重要的關鍵，是建立當事人對服務提供者的信任（trust）和雙方的融洽關係（rapport），以便實行處理方案（treatment plan）。最後，還需要熟識可運用的社區資源，以促進解決潛在問題的成效。
當事人背景
蘇女士現年七十餘歲，早年喪偶，雖然學歷不高，而且沒有謀生技能，卻可靠亡夫的遺產養大獨生女。自從四年前女兒出嫁後，她便獨自留守故居。女兒對她很是孝順，經常回家探望她，間中亦與她上茶樓或到菜館，共享天倫之樂。
表面問題
一向身體壯健的蘇女士，行動雖然稍慢，自我照顧能力卻頗高，但近半年來她發覺周身毛病，時常失眠，食慾不振，以致日漸消瘦，終日呆在家裏，無所事事。她的女兒知道蘇女士非常喜歡品嚐美食，所以特意買些她喜愛的食物給她吃，可是她食甘無味，不願多吃，以致體重持續消減。
女兒萬無辦法，十分擔心，惟有送她到家庭醫生進行詳細檢查，希望找出「病源」。結果一切正常，沒有明顯病狀；醫生建議她服用開胃藥、維他命丸、及輕度安眠藥，並鼓勵她多出外走走，或者做一些温和的運動，以增進食慾和提高睡眠質素。
練習（一）
1. 從以上的資料看來，你認為當事人蘇女士有什麽「表面問題」（presenting problem）？
2. 跟據你的推斷，有什麽可能因素會導致這些問題？
3. 如果你是輔導員，你會怎樣處理這個個案？
內在問題
事隔數星期，蘇女士的「毛病」依然存在，而且煮食興趣急劇下降，她的女兒見狀，於是雇請一位個人料理員，為她煮食和協助她的日常生活。
該個人料理員是個中年婦人，別人稱她為「蘭姐」，她原本任職工廠，後因工廠倒閉，須另覓工作。她沒有什麽專長技能，又缺乏個人料理經驗，幸而她對烹飪甚有心得，所以姑且嘗試應徵。
上任後，蘭姐按蘇女士的喜好用心給她煮食，但是蘇女士不感興趣，只顧拉着蘭姐聊天，絮絮不休。蘭姐不善辭令，卻善解人意，且細心聆聽，很快便嬴得蘇女士的好感。後來，蘇女士得悉蘭姐來自她的鄰鄉，可算是鄉里，因而更覺投契。
蘭姐與蘇女士長期相處，漸漸得到後者的信賴，在言談間，蘇女士不自覺地向她透露了一點心聲。自喪夫後，蘇女士便與女兒相依為命，在家專心教養女兒和料理家務，甚少出外。後來女兒出嫁，她依依不捨，惟望女兒勤於返家與她歡聚。可是，女兒返娘家的次數隨着時日而漸減，每次停留的時間亦愈來愈短，尤其當她的女兒誕下第二個孩子後，變得更加忙碌，既要照料兩個孩子，又要協助丈夫處理公司賬目，實在分身無術。回望大約半年前，女兒已經很久沒有返娘家了，只是間中利用電話問候她。
練習（二）
4. 綜合上面所有的資料，你認為當事人面對的「內在問題」（underlying problem）是什麽？
5. 除了你前述的可能因素外，還有什麽潛在而有力的因素影響當事人的日常生活？
6. 經過重新評估，你會怎樣修改你的處理方案？
後期發展
日子慢慢的過去，蘇女士與蘭姐的主僕關係愈來愈好。有一天，蘇女士在蘭姐的誘導下，首次嘗試蘭姐為她準備的菜餚，發覺其味無窮，讚不絕口。自此，她每天定時享用蘭姐悉心烹調的膳食，而且食慾續漸提升，體重很快便回復正常，身體的各種「毛病」亦不藥而癒。此外，蘇女士的生活習慣出現突破性的改變，一向終日獃在家裏的她，竟然願意跟蘭姐出外購物或逛街，後來更參加附近長者中心舉辦的活動，還認識了很多新朋友。現在，她不再是以前的「蘇女士」了。
練習（三）
7. 你在練習（二）所設計的處理方案與蘭姐的做法有何異同之處？
8. 你的處理方案所預期的效果是否跟「後期發展」所描述的差不多或更佳？
9. 當事人後來有如此的改變，你認為關鍵何在？
結語
簡之言，在進行輔導時，輔導員須運用靈活的探索技巧（probing）和敏銳的洞察力，來搜集當事人的背景及一切有關的資料，以瞭解整個事件的真正問題所在，切勿停留於事件的表面徵象，須從影響因素（influential factors）入手，對症下藥。最重要的關鍵，是建立當事人對服務提供者的信任（trust）和雙方的融洽關係（rapport），以便實行處理方案（treatment plan）。最後，還需要熟識可運用的社區資源，以促進解決潛在問題的成效。
2012年4月27日星期五
民調在民主選舉及施政中扮演的角色
本年三月香港舉行特首選舉，事前不少團體在不同期間進行民意調查，結果各異，莫衷一是。一位本地華文報紙的記者就此現象訪問筆者，欲了解民意調查在這次選舉的作用，其後還將訪問範圍延展至民調在加國政府選舉及施政中扮演的角色。
時至今日，香港特首選舉已塵埃落定，無須在此再談民調在該次選舉的作用，但加國三級政府均定期舉行選舉，而且政府不時委托民調顧問公司進行調查，探索人民對不同政策的意見。因此，筆者嘗試憑記憶覆述當日受訪內容，以饗讀者。
問： 香港特首選舉是小圈子選舉，而本地的選舉是全民一人一票，為什麽亦需要進行民意調查呢？
答： 民意調查的目的是利用科學化而方便運用的方法，來探討選民對各政黨及候選人的支持度、對各政綱的看法、和他們關注的議題。除了跟查支持度的走勢外，研究人員還深入分析受訪者的個人特徵（如年齡、性別、及學歷等）對前述各方面的影響。這些民調結果對各政黨及候選人釐定他們的競選政綱有很大幫助，而且他們亦可以按選民意向的轉變來修訂政綱、調整競選策略、及調動資源。因此，無論什麽形式的選舉都需要進行民意調查，而全民單一直選制的選舉更需要民調的協助。
問： 在香港特首選舉期間，曾有政治組織批評某研究機構的民調欠科學化，亦有學術研究中心提早公佈欠完整的民調結果，鬧得滿城風雨，在本地曾否發生這類事件？
答： 據我所知，本地從未發生過這類事件。北美的情況跟香港不同，這裏的學術機構只做學術研究（research），從不涉足民意調查（polling），而民調是社會研究中的一種方法，所有政黨、政治團體、及政府都委托民調顧問公司進行民意調查。雖然個別大學設有社會研究中心，為學術組織、社會政策機構、及社會服務團體等提供資料搜集、資料處理、及基本分析等服務，但他們的主要服務對象和服務重心跟民調顧問公司的差別很大。
問： 在同一期間，香港有人懷疑個別組織在他們的民調結果「做手腳」，以達到其政治目的。在北美可有這種情況出現？傳媒與選民又如何能確保民調的質素？
答： 在加拿大和美國的民調顧問公司非常多、規模不一，但兩地均有專業協會的監管組織，負責審查所有會員公司進行的民調，以確保其質素，保障顧客的權益。通常，民調顧問公司發表民調報告時，必定說明搜集資料的日期和方法、及樣本的大小和上下誤差，以確定公布結果的可靠程度。不過，去年安大略省省選前，某民調顧問公司採用非業內常用的方法來搜集資料，所得的民調結果的可靠性備受質疑，但由於該公司不是協會的會員，監管組織無法採取相應行動。
問： 民調似乎是競選期間內的「指定動作」，在平日，本地的政黨或各級政府會否進行民意調查呢？為什麽？
答： 除了在競選期間進行民調外，加拿大聯邦政府和省政府都會定期委托顧問公司進行民調，來探討國/省民對其施政表現的評價，不過，這些結果是不會公開的。此外，個別政黨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也會委托顧問公司進行調查，分析當前各黨的受支持程度，以備制定將來競選的策略。聯邦政府和省政府（尤其是前者）在釐定重大的新政策前，亦會進行民調來探索國/省民對新政策的看法或接受程度，若反對強烈，政府可會修訂甚致徹銷該政策。另一方面，政府也會在推行牽涉廣泛的新措施後，利用民調來檢視國/省民的反應或該措施的效果，需要時會加强宣傳、或修改推行方法或措施內容。
其實，民意調查只是聯邦政府和省政府用來協助施政的其中一種方法，她們還有內閣智囊團和附設的智庫組織的襄助，此外，她們可借助民間的政策研究中心及學術機構的研究人員和專長，來瞭解民情和制定有效的政策。
時至今日，香港特首選舉已塵埃落定，無須在此再談民調在該次選舉的作用，但加國三級政府均定期舉行選舉，而且政府不時委托民調顧問公司進行調查，探索人民對不同政策的意見。因此，筆者嘗試憑記憶覆述當日受訪內容，以饗讀者。
問： 香港特首選舉是小圈子選舉，而本地的選舉是全民一人一票，為什麽亦需要進行民意調查呢？
答： 民意調查的目的是利用科學化而方便運用的方法，來探討選民對各政黨及候選人的支持度、對各政綱的看法、和他們關注的議題。除了跟查支持度的走勢外，研究人員還深入分析受訪者的個人特徵（如年齡、性別、及學歷等）對前述各方面的影響。這些民調結果對各政黨及候選人釐定他們的競選政綱有很大幫助，而且他們亦可以按選民意向的轉變來修訂政綱、調整競選策略、及調動資源。因此，無論什麽形式的選舉都需要進行民意調查，而全民單一直選制的選舉更需要民調的協助。
問： 在香港特首選舉期間，曾有政治組織批評某研究機構的民調欠科學化，亦有學術研究中心提早公佈欠完整的民調結果，鬧得滿城風雨，在本地曾否發生這類事件？
答： 據我所知，本地從未發生過這類事件。北美的情況跟香港不同，這裏的學術機構只做學術研究（research），從不涉足民意調查（polling），而民調是社會研究中的一種方法，所有政黨、政治團體、及政府都委托民調顧問公司進行民意調查。雖然個別大學設有社會研究中心，為學術組織、社會政策機構、及社會服務團體等提供資料搜集、資料處理、及基本分析等服務，但他們的主要服務對象和服務重心跟民調顧問公司的差別很大。
問： 在同一期間，香港有人懷疑個別組織在他們的民調結果「做手腳」，以達到其政治目的。在北美可有這種情況出現？傳媒與選民又如何能確保民調的質素？
答： 在加拿大和美國的民調顧問公司非常多、規模不一，但兩地均有專業協會的監管組織，負責審查所有會員公司進行的民調，以確保其質素，保障顧客的權益。通常，民調顧問公司發表民調報告時，必定說明搜集資料的日期和方法、及樣本的大小和上下誤差，以確定公布結果的可靠程度。不過，去年安大略省省選前，某民調顧問公司採用非業內常用的方法來搜集資料，所得的民調結果的可靠性備受質疑，但由於該公司不是協會的會員，監管組織無法採取相應行動。
問： 民調似乎是競選期間內的「指定動作」，在平日，本地的政黨或各級政府會否進行民意調查呢？為什麽？
答： 除了在競選期間進行民調外，加拿大聯邦政府和省政府都會定期委托顧問公司進行民調，來探討國/省民對其施政表現的評價，不過，這些結果是不會公開的。此外，個別政黨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也會委托顧問公司進行調查，分析當前各黨的受支持程度，以備制定將來競選的策略。聯邦政府和省政府（尤其是前者）在釐定重大的新政策前，亦會進行民調來探索國/省民對新政策的看法或接受程度，若反對強烈，政府可會修訂甚致徹銷該政策。另一方面，政府也會在推行牽涉廣泛的新措施後，利用民調來檢視國/省民的反應或該措施的效果，需要時會加强宣傳、或修改推行方法或措施內容。
其實，民意調查只是聯邦政府和省政府用來協助施政的其中一種方法，她們還有內閣智囊團和附設的智庫組織的襄助，此外，她們可借助民間的政策研究中心及學術機構的研究人員和專長，來瞭解民情和制定有效的政策。
2012年4月15日星期日
發揮空間有助培育人材
天生我才必有用。無論是天才抑或下愚，任何人都有潛在的才能，只要悉心教導，並給與發揮空間，總會有成材的一天，以下就是一個真實的例子。
逸敏（假名）是個沉實的青年，數年前，他迷上了網上遊戲，終日與電腦為伴，荒廢學業，苦讀數年仍未完成中學課程，後經父親的友人介紹，到一間貿易公司工作。他與人相處不苟言笑，又垂目下眴，且思想異人，更不依公司規矩做事，因而與同事不甚協調，產生很多不必要的麻煩，終於被公司辭退。
父親的友人惟有把他推薦到另一間貿易公司去，當時老闆正需加添人手，雖然對他認識不深，姑且給他機會。由於該公司成立不久，未有設定嚴格的工作程序，老闆可讓他自由發揮，還循循善誘地指導他工作。數月後，他判若兩人，盡洗以前的頹風，表現積極，盡忠職守，而且主動接待顧客，談笑風生，又善解顧客疑難，為公司帶來不少生意。
為了滿足顧客的需要，他不怕勞苦，經常超時工作，甚至於晚上、周末或假期，親身送貨到客户處。雖然他處理客户帳目的手法別於同事，但可行而有效，他還精靈地按客户的個別情況，在適當的時候或環境下，技巧地向客户收數，所以從沒有呆壞帳。
老闆後來才知道，他精於網上遊戲，獲獎無數，在網上遊戲領域中甚有地位，因此嬴得不少顧客的喜愛和信賴。老闆亦非常高興，除了增添一羣穩定的大客外，還發掘了一個可造之材。
2012年3月28日星期三
改革高齡保障須權衡利弊
今年初，加拿大聯邦政府人力資源部長芬妮（Diane Finley）透露，鑒於加國人口面臨老化，恐防「高齡保障」（Old Age Security）因此而不勝負荷，所以考慮將現時領取該福利金的及格年齡由六十五歲提升至六十七歲，以確保它的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為了緩和退休人士和有關團體對這項改革的不滿，芬妮部長澄清，建議的改革不會影響現時已屆或行將退休的人士，一切措施將會分期執行，讓有關人士可有足夠時間作適當安排。最近，財長弗來厄帝（Jim Flaherty）亦宣稱，改革計劃將於二零二零年才展開，詳情將於三月杪發表財政預算案時宣佈。
雖然由哈珀領導的聯邦政府仍未公佈有關措施的細則，但改革計劃的消息已廣受大眾傳媒和社會人士的關注，引起紛紛議論。筆者就此嘗試從有關的資料和個人觀察，剖析哈珀政府改革現行高齡保障的理據、隱藏目的、及效果與代價。
改革理據
在透露上述的改革計劃時，芬妮部長明確表示，改革的理據是由於六十五歲或以上的長者將會劇增，勞動人口相應減少而縮窄稅基，使安老服務和福利入不敷支，因此須設法減低有關方面的支出，避免增加年青一代的稅務負擔。
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生的嬰兒（baby boomer）已屆退休年齡，加速加國人口的老化，然而，他們的個人特徵跟上一代或更前的長者截然不同，他們大部分的學歷和收入比前輩高，健康與理財能力亦較好，而且更懂得退休前準備，退休後可會善用個人及社會資源，能夠「自給自足」，所以對公共服務和老人福利的依賴不若以前的退休人士高，甚致他們可以貢獻自己的學識與經驗給社羣，成為額外的人力資源。
此外，一位國會財政預算官員（Kevin Page）在一份新近發表的報告聲稱，依據政府新訂立的健康服務撥款辦法，各省將有足夠經費維持現有的健康服務。同時，一位退休金管理中心的學者（Keith Ambachtsheer）認為，就算將來退休人士劇增，現行的「高齡保障」亦足以應付他們的需要。由此看來，芬妮部長不必為「高齡保障」的可持續性過份擔憂。
隱藏目的
縱觀由哈珀政府歷年釐定的政策，除了表面的理據和目標外，很多時都包含一些有利執政保守黨的隱藏目的，可舉的例子比比皆是。經過二零零八年的環球性經濟衰退後，哈珀政府正面對龎大赤字，為了盡快消除財政赤字達至收支平衡，須挖盡心思。現時加國經濟依然低迷，加徵稅項簡直是自掘墳墓，所以惟有從節流着手，上述的「高齡保障」改革顯然是其中一個構思。
哈珀政府深知削減老人福利會引起長者不滿，但該計劃延緩執行，相信暫時不會影響年老選民對哈珀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年青人士素來對政治比老年人士冷淡，投票率普遍偏低，因此，芬妮部長在透露上述的改革時，特別强調老青兩代在稅務上的公平，表示政府不欲因勞動人口減少而增加年青一代的稅務負擔，意圖嬴取年青選民的支持，以擴大將來競選連任的票源，來鞏固執政保守黨治權的延續性。
效果與代價
「高齡保障」改革的目標雖已定立，但由於牽涉其他事物繁多，預期效果未必能完全達到，或者還須付出代價，甚致得不償失。首先，財長弗來厄帝在去年發表財政預算案時，曾揚言希望未來五年內能達至收支平衡，而芬妮部長於今年初提出的上述改革明顯是個削支的方案，然而，財長在較早前聲明，是項改革將於十年後才實施，因此，在未來五年內怎能發揮它的削支功能？又怎能促進平衡財政預算的進程？
另一方面，有關資料顯示，絕大多數年達六十五歲的國民平均每月領取「高齡保障」$508（最高金額為$542），其中三分一因經濟困難而同時領取聯邦政府的「保證入息補助」（Guaranteed Income Supplement）。要是領取「高齡保障」的及格年齡被提高兩年至六十七歲，現時領取該福利金的六十五、六歲長者便失去可觀的定期收入，而那些需要額外現金援助的長者更捉襟見肘，為了確保他們脫離貧窮綫，聯邦政府須提高他們領取的金額而增加「保證入息補助」的支出，結果顧此失彼，影響削支的功效。
此外，加國各省都各自訂定該省省民的保證最低入息（通常是略高於聯邦政府制定的貧窮綫），並設有為低收入人士提供的額外生活津貼（例如安大略省的Guaranteed Annual Income System），以填補聯邦政府「保證入息補助」低於該省保證最低入息的差額。上述改革停止對六十五、六歲長者發放「高齡保障」福利金，間接逼使各省政府增加給與低收入省民額外生活津貼的開支，令國民覺得，聯邦政府有意將保障國民基本生活的責任推卸到各省政府身上，不單使他們極度反感，而且更破壞聯邦政府與各省政府的關係。
根據人力資源部長芬妮所言，改革「高齡保障」的原意是確保老青兩代在稅務上的公平，避免年青人士的稅務負擔過重，然而卻可能引發老青兩代間的衝突。由於「高齡保障」的及格年齡被提高兩年，部分本來有資格領取該福利金的六十五、六歲長者會因此陷入困境，而需要重入勞工市場。另一方面，將屆六十五的人士為保障退休後的收入，會繼續工作，盡量延遲退休日子，那末，勞工市場的職位不加反減，構成年青勞動人口就業和晋升的障礙，倒頭來哈珀政府須另設辦法來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甚至可能因此失去他們對執政保守黨的支持。
總結
從以上的討論看來，聯邦保守黨政府建議的「高齡保障」改革的理據欠缺說服力，預期可達到的效果有限，而且可能須付出相當的政治代價，因此，負責決定該政策的部長和有關官員須三思而後行。
其實，任何一個英明的政府在釐定公共政策時，須有正確的目標、積極的態度、和遠大的願景。此外，還須有可行而高效益的措施，深思熟慮，權衡各方利與弊，盡量預計一些非預期的後果，以制定後備方案。
2012年2月28日星期二
求學與身分認知
早於香港回歸中國政權後不久，已有政策研究組織定期進行香港人自我身分認知的研究。過去十幾年來，中國的經濟和國際地位不斷提升，近年中國政府更推行了幾項措施來協助香港振興經濟，然而，有關的研究發現，香港市民自認為「中國人」的比率依然很低。近期「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也加入這類研究的行列，所得結果跟以前的研究差不多，雖然香港「中聯辦」的一位高官批評該項研究的方法不科學化，但不能否定由不同組織進行眾多同類研究所顯示的社會現象，香港市民自認為「香港人」的仍然居多。
除了研究居港港人自我身分的認知外，近年有學者嘗試剖釋香港居民在中國內地求學與他們自我身分認知轉變的關係。香港科技大學政治科學教授大維斯域（David Zweig）是關注上述課題的學者之一，他在2008至2009年間，到廣州、深圳及北京進行實地研究，探討在中國內地進修大學課程的香港青年會否受當地的人、物、文化、和社會環境等因素的影響而改變他們認知的自我身分。筆者試將斯域教授的研究簡報（註一）重點撮要如下，與讀者分享。
研究方法
在研究期間，斯域教授採用「非隨機蓄意抽樣方法」來選取被訪者，進行面對面訪問，成功訪問了230個在上述三個城市攻讀大學的香港青年。他同時運用描繪式統計方法和「回歸分析」來處理搜集所得資料。有關詳細研究方法的論述，可參閱刋登於本「博客」內的另一篇文章【長居中國內地對香港人自我身分的影響】。
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顯示，被訪的求學港生中，五成半是在中國內地出生，長大後才跟父母移居到香港，另外四成半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仔/女」，因此，前者對中國大陸的感情較後者濃厚。不過，在這羣年青學子中，大約四成認為自己是香港人、或香港人的身分強於中國人，相反而言，只有一成三確認自己為中國人、或中國人的身分強於香港人。此外，接近一半的被訪港生說自己既是香港人，同時也是中國人（參閱表一）。
表一： 在中國內地求學港生的原來自我身分的認知
自我身分 百分率
香港人 19%
香港人 > 中國人 20%
香港人 = 中國人 48%
中國人 > 香港人 6%
中國人 7%
這些港生在中國內地求學的日子只有數年，而且在求學期間的活動範圍多集中於校園內，對外接觸的事物較少，受外間影響的程度亦相對減少，因此，他們絕大部分（77%）表示，在中國內地求學數年後，發覺自己原來認知的自我身分沒有明顯的改變，很多仍然自認為香港人、或香港人身分強於中國人。
另一方面，雖然被訪港生在中國內地求學的期間不長，但仍然感受到當地文化的衝擊，例如，他們大部分覺得當地的生活條件欠佳，四成半表示不適應當地的風俗習慣，而且在語言溝通上遇到不少困難。
在社會融和方面，大部分被訪港生有意認識更多有關中國內地的事物和結識更多朋友。不過，他們接近八成認中國內地的個人自由和人權狀況比香港相差甚遠，然而，他們對「一國兩制」的政均策卻沒有偏倚的態度，覺得「一國」與「兩制」都同樣重要。
結論
綜合來說，大部分被訪港生沒有受中國內地的人、物、及環境的影響而明顯地改變他們原來認知的自我身分，這可能是他們居於中國內地的日子尚短和活動範圍較小之故。
另一方面，他們大約一半自認有「雙重自我身分」-- 既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同時又覺得「一國」與「兩制」同樣重要，筆者由此推斷，如果他們畢業後留在當地發展，很可能會隨着時日的轉移而大幅度改變他們本來認知的自我身分。但是，這羣年青學子很重視個人自由和人權，要是當地在這方面的情況沒有積極改善，他們自我身分的改變程度可能因此而減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一: Zweig, D. (2011). Hong Kongers Living on the Mainland: A Force for Integration, presented on November 14, 2011 at Canada-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Canada.
除了研究居港港人自我身分的認知外，近年有學者嘗試剖釋香港居民在中國內地求學與他們自我身分認知轉變的關係。香港科技大學政治科學教授大維斯域（David Zweig）是關注上述課題的學者之一，他在2008至2009年間，到廣州、深圳及北京進行實地研究，探討在中國內地進修大學課程的香港青年會否受當地的人、物、文化、和社會環境等因素的影響而改變他們認知的自我身分。筆者試將斯域教授的研究簡報（註一）重點撮要如下，與讀者分享。
研究方法
在研究期間，斯域教授採用「非隨機蓄意抽樣方法」來選取被訪者，進行面對面訪問，成功訪問了230個在上述三個城市攻讀大學的香港青年。他同時運用描繪式統計方法和「回歸分析」來處理搜集所得資料。有關詳細研究方法的論述，可參閱刋登於本「博客」內的另一篇文章【長居中國內地對香港人自我身分的影響】。
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顯示，被訪的求學港生中，五成半是在中國內地出生，長大後才跟父母移居到香港，另外四成半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仔/女」，因此，前者對中國大陸的感情較後者濃厚。不過，在這羣年青學子中，大約四成認為自己是香港人、或香港人的身分強於中國人，相反而言，只有一成三確認自己為中國人、或中國人的身分強於香港人。此外，接近一半的被訪港生說自己既是香港人，同時也是中國人（參閱表一）。
表一： 在中國內地求學港生的原來自我身分的認知
自我身分 百分率
香港人 19%
香港人 > 中國人 20%
香港人 = 中國人 48%
中國人 > 香港人 6%
中國人 7%
這些港生在中國內地求學的日子只有數年，而且在求學期間的活動範圍多集中於校園內，對外接觸的事物較少，受外間影響的程度亦相對減少，因此，他們絕大部分（77%）表示，在中國內地求學數年後，發覺自己原來認知的自我身分沒有明顯的改變，很多仍然自認為香港人、或香港人身分強於中國人。
另一方面，雖然被訪港生在中國內地求學的期間不長，但仍然感受到當地文化的衝擊，例如，他們大部分覺得當地的生活條件欠佳，四成半表示不適應當地的風俗習慣，而且在語言溝通上遇到不少困難。
在社會融和方面，大部分被訪港生有意認識更多有關中國內地的事物和結識更多朋友。不過，他們接近八成認中國內地的個人自由和人權狀況比香港相差甚遠，然而，他們對「一國兩制」的政均策卻沒有偏倚的態度，覺得「一國」與「兩制」都同樣重要。
結論
綜合來說，大部分被訪港生沒有受中國內地的人、物、及環境的影響而明顯地改變他們原來認知的自我身分，這可能是他們居於中國內地的日子尚短和活動範圍較小之故。
另一方面，他們大約一半自認有「雙重自我身分」-- 既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同時又覺得「一國」與「兩制」同樣重要，筆者由此推斷，如果他們畢業後留在當地發展，很可能會隨着時日的轉移而大幅度改變他們本來認知的自我身分。但是，這羣年青學子很重視個人自由和人權，要是當地在這方面的情況沒有積極改善，他們自我身分的改變程度可能因此而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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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Zweig, D. (2011). Hong Kongers Living on the Mainland: A Force for Integration, presented on November 14, 2011 at Canada-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Canada.
2012年2月11日星期六
樂土樂民
上月乘郵輪往亞澳旅行，途中在曼谷遊覽了一天。當地導遊解釋，泰文的Thai意指快樂，Thailand亦即樂土。一般來說，泰人凡事都以尋求快樂為目的，不能得到快樂的事，他們多不願做。事實上，泰國的國民平均收入遠高於接壤的國家甚至鄰近的中國，而貧富差距也較小，失業率非常低，人民各守其職，知足常樂。
泰人的樂觀與積極可從一些事例略見一斑。當今泰皇拉馬九世愛音樂擅作曲，他的一首關於黄昏的歌詞謂，雖然太陽於黄昏後消失，人們不必失望，亦無須悲傷，只要耐心等待，可愛的陽光終會重現。該歌曲受泰人歡迎的程度可反映出他們的心態。
帶領我團的女導遊說得一口流利而帶有美國口音的英語，服務態度認真，善知外國遊客心意，深得公司讚賞。她年幼時因父母離異，被送往一所教會學校寄宿，過着嚴謹的生活，終日苦讀。雖然她失去愉快自在的青少年，但沒有埋怨母親，因為過去的苦況為她帶來現在優於很多泰人的安樂生活。
最近泰國發生廿年來最嚴重的水災，很多地方變成澤國，女導遊非常擔心，恐怕水災會影響當地旅遊業，間接破壞她的長遠計劃。母親安慰她說，她現在這般年輕便遇到如此嚴重的天災，是她的福分，因為她可從中汲取教訓，使她做好準備，將來更能應付同類或其他困難。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只要我們處之泰然，化擔憂為力量，積極面對，凡事皆可解決，生活自然輕鬆。
（本文轉載自明報副刋「明坊」內的專欄【無心的約會】）
泰人的樂觀與積極可從一些事例略見一斑。當今泰皇拉馬九世愛音樂擅作曲，他的一首關於黄昏的歌詞謂，雖然太陽於黄昏後消失，人們不必失望，亦無須悲傷，只要耐心等待，可愛的陽光終會重現。該歌曲受泰人歡迎的程度可反映出他們的心態。
帶領我團的女導遊說得一口流利而帶有美國口音的英語，服務態度認真，善知外國遊客心意，深得公司讚賞。她年幼時因父母離異，被送往一所教會學校寄宿，過着嚴謹的生活，終日苦讀。雖然她失去愉快自在的青少年，但沒有埋怨母親，因為過去的苦況為她帶來現在優於很多泰人的安樂生活。
最近泰國發生廿年來最嚴重的水災，很多地方變成澤國，女導遊非常擔心，恐怕水災會影響當地旅遊業，間接破壞她的長遠計劃。母親安慰她說，她現在這般年輕便遇到如此嚴重的天災，是她的福分，因為她可從中汲取教訓，使她做好準備，將來更能應付同類或其他困難。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只要我們處之泰然，化擔憂為力量，積極面對，凡事皆可解決，生活自然輕鬆。
（本文轉載自明報副刋「明坊」內的專欄【無心的約會】）
2012年1月2日星期一
長居中國內地對香港人自我身分的影響
導言
自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後，不斷有學者探討香港居民會否因主權的轉移而改變他們的自我身分（self identity），研究結果顯示，雖然近年來香港市民自認為「中國人」的比例較以前高，但大部分依然保持「香港人」的自我身分。
另一方面，由於跨境遷移和旅遊的限制放寬，不少香港居民陸續到中國內地工作、退休、或求學。跟據有關資料，於二零零四年，約有廿四萬香港居民在當地居住或工作，相信現時留居在中國內地的香港居民不止這數目，因此，早有學者開始關注在中國長期居留對香港居民自我身分的影響。
研究目的
香港科技大學政治科學教授大維斯域（David Zweig）是關注上述課題的學者之一，他在2008至2009年間，到廣州、上海及北京進行實地研究，探索長居中國內地與香港居民自我身分的關係，換言之，他試圖剖析：長居內地港人的自我身分的轉變、他們融入當地社會的情況、及在內地生活的心理適應等現象。筆者嘗試將斯域教授近期在一個簡報會發表的研究報告（註一）作重點撮要，並加以簡評，供讀者分饗。
研究方法
在簡報會上，斯域教授沒有詳細說明該項研究的抽樣方法，只道出搜集資料的方法和困難。據筆者理解，他採用「非隨機蓄意抽樣方法」（non-probability purposive sampling）來選取被訪者，利用調查方法（survey），進行面對面訪問，成功訪問了251位在中國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
搜集所得資料，他同時運用描繪式統計方法和「回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處理。在分析自我身分的轉變時，他採用「現時與回顧比較方法」來量度被訪者現時認同的身分與初到中國內地時認同身分的差別，這方法省時方便，然而所得的結果卻不若長期研究（longitudinal study）的準確和可靠。在探討心理適應方面，他利用眾多問題的答案，構成一個綜合指數（summated index）來衡量被訪者所匯報的心理狀況。
研究結果
自我身分
斯域教授為方便研究，特將香港居民認同的自我身分歸納為五類：香港人、強香港人身分+弱中國人身分、均等香港人與中國人身分、強中國人身分+弱香港人身分、及中國人。屬於首兩類的多是在香港土生土長的華人，而屬於後兩類的大多是從中國內地移居到香港的華人，因此，這五類身分亦可結合為三大類，即「香港人」、「中國人」、及雙重身分的「港中人」。
研究結果揭示，在所有被訪的香港居民中，初到中國內地工作時認為自己既是香港人同時也是中國人的「港中人」佔最多（36%），其次是香港人（22%）或香港人強於中國人身分（25%）的「香港人」，最少的是中國人強於香港人身分（11%）或中國人（6%）的「中國人」。在內地住了一段日子後，於接受訪問時，大約兩成半的被訪者表示自覺身分已轉變為「中國人」，其中轉變最多的一羣是原本自認為「港中人」（45%），另外，本來自己是「中國人」的，也有不少覺得現在的「中國人」身分比以前更強（30%），轉變最少的是那羣初時自覺為「香港人」的被訪者（24%）。顯然，大部分有強烈「香港人」自我身分的被訪者沒有因長居於中國內地而轉變。
斯域教授發現，影響被訪者的自我身分的可能因素包括婚姻狀況、學歷、收入、及到內地工作的意願。具體來說，那些已婚、擁有較高學歷和收入、及自願到內地工作的自我身分改變程度，比那些未婚、低學歷、低收入、及被逼到內地工作的高。另一方面，居住的城市也可會是因素之一，因為居於廣州的被訪者的轉變人數比例較住在北京的高，而居於上海的轉變人數比例低於這兩個城市。不過，這些可能因素只是「輔助因素」（facilitating factor），所得結果未能確定長居中國內地與自我身分轉變的因果關係，因此，在進一步分析時，可加入有關長居中國內地的變項和其他較有直接關係的因素，如居留年期、對中國近年發展的評價、對中國政府治理的觀感、及對內地居民質素的印象等，以確認有效的決定因素（determining factor）。此外，一些「先決因素」（predisposing factors）如年齡、性別和語言（普通話）能力等，亦不妨納入分析方程式內，以便獲得更全面而明確的結果。
社會融和
除自我身分的轉變外，斯域教授亦探討被訪者融入中國社會的情況，他從他們對當地事物、語言、及社會現象的態度來探索。結果顯示，大部分被訪者的融入程度頗高，例如：大約八成表示極有意學習普通話，一半有興趣認識更多當地的事物，七成時常收看當地的電視節目。不過，他們大部分抗拒當地的嚴重貪污問題（69%）和人民缺乏自由的實況（83%）。這些不良現象會減低他們在內地長期居留的意願和融入當地社會的傾向，因此，於進一步分析時，宜深入探究被訪者融入當地社會的程度會否影響他們的自我身分。
心理適應
被訪者是否適應當地的生活習慣和環境，可從他們對生活的滿意程度反映出來。綜合指數量度所得的結果發現，大部分被訪者（75%）非常滿意或滿意當地的生活，超過一半（56%）認為他們的工作對僱用他們的公司很是重要。而且，他們的教育程度、收入和生活質素愈高，認識的朋友愈多，社交生活愈豐富，他們對當地的生活愈覺得滿意。還有，時常收看當地電視節目和閱讀報章，亦會提高他們的滿意程度。但是，若果他們預期在中國內地居住的日子愈長，他們的滿意程度反而會愈低。由此推斷，絕大部分被訪者都不願意長期在中國內地居留，這情況會否影響他們的自我身分，是值得探討的。
總結
上述的討論是斯域教授初步分析所得的結果，對瞭解在中國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的自我身分的轉變，有很大幫助。總括來說，大部分被訪者不會因長居中國內地而改變他們的自我身分，但是，他們大多可以融入當地社會，縱然對一些不良社會現象不能接受，他們很多都滿意當地的生活。無論如何，由於該項研究採用非隨機方法來抽樣，影響樣本的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減低所得結果的可運用性（applicability）和推論性（generalization），讀者在理解該項研究的結果時，宜加以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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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Zweig, D. (2011). Hong Kongers Living on the Mainland: A Force for Integration, presented on November 14, 2011 at Canada-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Canada.
自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後，不斷有學者探討香港居民會否因主權的轉移而改變他們的自我身分（self identity），研究結果顯示，雖然近年來香港市民自認為「中國人」的比例較以前高，但大部分依然保持「香港人」的自我身分。
另一方面，由於跨境遷移和旅遊的限制放寬，不少香港居民陸續到中國內地工作、退休、或求學。跟據有關資料，於二零零四年，約有廿四萬香港居民在當地居住或工作，相信現時留居在中國內地的香港居民不止這數目，因此，早有學者開始關注在中國長期居留對香港居民自我身分的影響。
研究目的
香港科技大學政治科學教授大維斯域（David Zweig）是關注上述課題的學者之一，他在2008至2009年間，到廣州、上海及北京進行實地研究，探索長居中國內地與香港居民自我身分的關係，換言之，他試圖剖析：長居內地港人的自我身分的轉變、他們融入當地社會的情況、及在內地生活的心理適應等現象。筆者嘗試將斯域教授近期在一個簡報會發表的研究報告（註一）作重點撮要，並加以簡評，供讀者分饗。
研究方法
在簡報會上，斯域教授沒有詳細說明該項研究的抽樣方法，只道出搜集資料的方法和困難。據筆者理解，他採用「非隨機蓄意抽樣方法」（non-probability purposive sampling）來選取被訪者，利用調查方法（survey），進行面對面訪問，成功訪問了251位在中國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
搜集所得資料，他同時運用描繪式統計方法和「回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處理。在分析自我身分的轉變時，他採用「現時與回顧比較方法」來量度被訪者現時認同的身分與初到中國內地時認同身分的差別，這方法省時方便，然而所得的結果卻不若長期研究（longitudinal study）的準確和可靠。在探討心理適應方面，他利用眾多問題的答案，構成一個綜合指數（summated index）來衡量被訪者所匯報的心理狀況。
研究結果
自我身分
斯域教授為方便研究，特將香港居民認同的自我身分歸納為五類：香港人、強香港人身分+弱中國人身分、均等香港人與中國人身分、強中國人身分+弱香港人身分、及中國人。屬於首兩類的多是在香港土生土長的華人，而屬於後兩類的大多是從中國內地移居到香港的華人，因此，這五類身分亦可結合為三大類，即「香港人」、「中國人」、及雙重身分的「港中人」。
研究結果揭示，在所有被訪的香港居民中，初到中國內地工作時認為自己既是香港人同時也是中國人的「港中人」佔最多（36%），其次是香港人（22%）或香港人強於中國人身分（25%）的「香港人」，最少的是中國人強於香港人身分（11%）或中國人（6%）的「中國人」。在內地住了一段日子後，於接受訪問時，大約兩成半的被訪者表示自覺身分已轉變為「中國人」，其中轉變最多的一羣是原本自認為「港中人」（45%），另外，本來自己是「中國人」的，也有不少覺得現在的「中國人」身分比以前更強（30%），轉變最少的是那羣初時自覺為「香港人」的被訪者（24%）。顯然，大部分有強烈「香港人」自我身分的被訪者沒有因長居於中國內地而轉變。
斯域教授發現，影響被訪者的自我身分的可能因素包括婚姻狀況、學歷、收入、及到內地工作的意願。具體來說，那些已婚、擁有較高學歷和收入、及自願到內地工作的自我身分改變程度，比那些未婚、低學歷、低收入、及被逼到內地工作的高。另一方面，居住的城市也可會是因素之一，因為居於廣州的被訪者的轉變人數比例較住在北京的高，而居於上海的轉變人數比例低於這兩個城市。不過，這些可能因素只是「輔助因素」（facilitating factor），所得結果未能確定長居中國內地與自我身分轉變的因果關係，因此，在進一步分析時，可加入有關長居中國內地的變項和其他較有直接關係的因素，如居留年期、對中國近年發展的評價、對中國政府治理的觀感、及對內地居民質素的印象等，以確認有效的決定因素（determining factor）。此外，一些「先決因素」（predisposing factors）如年齡、性別和語言（普通話）能力等，亦不妨納入分析方程式內，以便獲得更全面而明確的結果。
社會融和
除自我身分的轉變外，斯域教授亦探討被訪者融入中國社會的情況，他從他們對當地事物、語言、及社會現象的態度來探索。結果顯示，大部分被訪者的融入程度頗高，例如：大約八成表示極有意學習普通話，一半有興趣認識更多當地的事物，七成時常收看當地的電視節目。不過，他們大部分抗拒當地的嚴重貪污問題（69%）和人民缺乏自由的實況（83%）。這些不良現象會減低他們在內地長期居留的意願和融入當地社會的傾向，因此，於進一步分析時，宜深入探究被訪者融入當地社會的程度會否影響他們的自我身分。
心理適應
被訪者是否適應當地的生活習慣和環境，可從他們對生活的滿意程度反映出來。綜合指數量度所得的結果發現，大部分被訪者（75%）非常滿意或滿意當地的生活，超過一半（56%）認為他們的工作對僱用他們的公司很是重要。而且，他們的教育程度、收入和生活質素愈高，認識的朋友愈多，社交生活愈豐富，他們對當地的生活愈覺得滿意。還有，時常收看當地電視節目和閱讀報章，亦會提高他們的滿意程度。但是，若果他們預期在中國內地居住的日子愈長，他們的滿意程度反而會愈低。由此推斷，絕大部分被訪者都不願意長期在中國內地居留，這情況會否影響他們的自我身分，是值得探討的。
總結
上述的討論是斯域教授初步分析所得的結果，對瞭解在中國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的自我身分的轉變，有很大幫助。總括來說，大部分被訪者不會因長居中國內地而改變他們的自我身分，但是，他們大多可以融入當地社會，縱然對一些不良社會現象不能接受，他們很多都滿意當地的生活。無論如何，由於該項研究採用非隨機方法來抽樣，影響樣本的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減低所得結果的可運用性（applicability）和推論性（generalization），讀者在理解該項研究的結果時，宜加以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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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Zweig, D. (2011). Hong Kongers Living on the Mainland: A Force for Integration, presented on November 14, 2011 at Canada-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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