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香港面面觀

    最近在一個學術研討會上，八位來自美加和香港的學者發表有關香港移居外地的人士回流香港的論文，剖析這個大眾熟悉但缺乏詳細資科的的現象。

    與會學者從社會學、人口學、傳理學、及地理學各方面探討「回歸移居」（return migration）的概念、量度方法、實況、及因素等議題。他們運用不同的方法搜集資料，包括深入訪談、分析文獻資料、輯錄報章、及分析人口普查數據。所得資料的處理手法按性質而定，大多數學者採用「定性分析」或「個案研究」，亦有使用「定量分析」的，唯利用「內容分析」的只有一位。

    上述學者均從宏觀角度來界定「移居」（migration），並提出「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反地域主義」（de-territorialism）、及「無邊界移動」（borderless mobility）等概念與之比較，卻沒有從微觀角度去討論。在界定「回歸移居」時，他們偏重概念層面的論述，欠缺具體定義（operational definition）的釐定，例如回歸移居者的回歸目的、在香港的活動、居留日子的長短、返港的頻率、及自我身份（self-identity）的認知等。

    關於實況方面，幾位學者發表的研究結果顯示，港人移居外地的數目在八零年代中開始明顯上升，九零年代初達至高峯，此後便急劇下降，至二千年代初平穩下來。反過來說，自八零年代初至現在，每年都有港人從外地返回香港，然而在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二年間，卻有十二萬港人返港，是歷年之冠，這些回流人士泰半來自美加、澳紐、及英國等地。由二千零三年至零九年間，除外地移民外，不少他們的子女亦回歸香港、或經香港去中國內地發展。不過，與此同時，也有一些港人從中國內地返回香港定居。

    上述研究結果清楚描繒過去三十年來港人回流的現象，可是，在未有運用具體定義來剖析這些現象前，實難知道其中詳情，例如多少人是回港退休的？多少是來港發展的？多少是路經香港去中國內地或其地亞洲地區做生意的？多少是候鳥般穿梭美加和香港兩地的？多少是旅遊探親的？此等問題須待進一步研究才可解答。
       
    根據眾學者的研究報告，港人回歸香港的決定因素可區分為經濟和非經濟兩大類。「經濟因素」是與經貿有關的情況，例如在香港尋找合適工作的機會、當地一般薪酬福利的多寡、中港的營商環境、及拓展業務的機遇等。「非經濟因素」又可再細分為「環境因素」與「社會因素」，前者包括原居地與移居地的氣候、人口、居住環境、及文化等實況，後者是指有意回流者的學歷、專業知識、工作經驗、中文能力、視野、對市場的洞識、及人際脈絡等個人資本（human capital）。大部分學者認為，個人發展機會是決定回流的主要原動力，此外，有意回流者亦會按兩地的地理環境、風俗習慣、及個人條件作回流的決定。

    除了上述的因素外，筆者認為「成本因素」和「個人特徵」（personal characteristics）也會影響港人回歸香港的決定。「成本因素」是指有意回流者估計在回流後的一切物質與非物質的代價，「物質代價」包括旅費、搬遷、置業、安頓、生活、醫療、及子女教育等支出；「非物質代價」意指回流後的個人與周遭的轉變所引致的無形損失或得着，這些轉變包括身份與地位、生活習慣、生活質素、親友支援、政治環境、及社會風氣等。一般而言，當有意回流者認為回流後所得的利益明顯高於這些代價時，才會採取行動，否則，他們多會卻步。「個人特徵」是指有意回流者的年齡、性別、身心健康、婚姻狀況、及子女數目等，它們會直接影響回流者的適應能力，間接增加或减少回流後的成本， 因此，有意回流者會衡量這些影響，才决定是否回流。

    總括來說，港人回流香港是近廿年來備受華人社羣關注的實況，而「回歸移居」亦形成一個國際性的社會現象，上述研討會正是探討這個現象的好開始，但仍有不少需待解答的問題，有關學者宜再接再勵，深入剖析這現象，造福學術界，並為政府提供釐訂積極而適切的人口政策的基石。